彭劲秀：“文化大革命”中的习家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一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敢于直言，深孚众望，在陕北时期和建国之初，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党中央派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年仅33岁。

1947年冬，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发生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等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针对上述问题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反“左”。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早在延安时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年轻有为”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面对这样的局面，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决定采取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的策略。通过细致、耐心的争取，经历了几次动摇、反复的项谦终于投诚，对稳定和发展西北的大局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时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党内大奸康生诬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受到停职审查，从此，习仲勋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习仲勋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几十年矢志不渝，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但他一生却屡遭诬陷，饱受磨难。战争年代在陕北“肃反”中险被活埋的历史姑且不谈，仅就建国之后而言，他从1962年夏在北戴河会议上遭到康生等人的诬陷，继之以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习仲勋被立案审查达16年之久，占建国后至1978年复出29年时间的大半。不仅他本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人也都无辜受到株连。

早在“文革”之前就已横遭诬陷

谈到习仲勋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首先必须追溯“文革”前的1962年康生借小说《刘志丹》诬陷习仲勋的问题。因为，习仲勋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是这一事件的继续，密不可分。

据贾巨川《习仲勋冤案始末》（2011年第1期《炎黄春秋》）披露，1962年7月2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其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月30日开始举行，8月24日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的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习仲勋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像一张罗网一样向他一步步地收拢。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元帅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1页）。并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但彭德怀坚持向党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中央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后，十分激愤，连声喊道：“诬蔑！诬蔑！”4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月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

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有些人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其气势不亚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

8月24日，康生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4页。）说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小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页。），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专案审查小组认定“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诬称“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 “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下放；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达万人之多。

在康生一伙处心积虑要将习仲勋置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1963年，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独居在“西宫所”。对此，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

被隔离审查的习仲勋没有消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

过了两年，周恩来不顾康生等人的反对，向中央建议：给已经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习仲勋安排一定的工作。可以安排习仲勋到基层去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文革”灾难中习仲勋在劫难逃

“文革”的狂潮席卷中国大地，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反党集团”头子的习仲勋自然在劫难逃。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对习仲勋的迫害进一步升级。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习仲勋专案组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其中的要害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替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组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的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批斗。

1966年冬的一天，几十个红卫兵从西安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闯进车间，责令正在劳动的习仲勋交代“反党罪行”，并动手动脚，要揪他去批斗。在场的工人们自发地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铁棍、扳子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敢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双方僵持不下，一场武斗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发生意外，习仲勋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就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红卫兵害怕在洛阳与工人交起手来对自己不利，于是赶紧把习仲勋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

造反派为了把习仲勋彻底打倒、搞臭，他们在西安等地对他批斗很长时间仍不过瘾，又把习仲勋押到他的老家陕西富平批斗。然而，大出造反派意料的是，当拉着习仲勋批斗的汽车一开进村庄，四面八方的乡亲们立即跑过来，围着习仲勋问寒问暖。在迤山中学的操场上，台上的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批判习仲勋的“罪状”，台下的乡亲们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