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他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谈及，1957在北大“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589个学生中，“文革”中被先后处决的有5人，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这5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至于黄中奇和张锡琨，各方情形，至今鲜见披露。

笔者此前探讨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相关情形，曾尽力搜集当年原始资料，小有所获。近期又陆续有新材料发掘出来。其中有两份原始文本，就涉及沈元被处决的一些内情甚至具体细节。现披露并作探讨，就教于海内外。

沈元其人其事

沈元，浙江人，1938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同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1961年摘“右派”帽之后返北京，“因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杰语）。“文革”中的1968年9月1日，沈元装成黑人，试图进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而被捕。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处决，年仅32岁。

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笔者以为，在沈元不太长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三个“闪光点”。

其一，沈元当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注意，这是当年全国高考的“文科状元”，不是如今媒体每年例行爆炒的这个省那个市“文科状元”之类，而且是没有“注水”的。其含金量大不相同。

其二，年不足20岁时，私下翻译和评议当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这点，笔者至今仍然叹服有加。在当今有互联网等资讯发达，社会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沈元此举可能认为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全球“冷战”背景以及中国大陆极为严酷的社会及舆论管制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政治敏锐度、胆识，和外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

其三，1966年“文革”爆发，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看过沈元史学论文及研讨史籍的读书笔记的人，都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惊叹不已”（余杰语）。何况，沈元还被送农村劳动改造，中断学业及研究达3年之久。

可以相信，倘沈元当年不惨遭处决，日后极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大师级人物。

沈元上了2月11日名单又侥幸被“刀下留人”

沈元1968年9月1日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70年4月18日才被处决。

为了给中共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为给公审公判作准备及造舆论，执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

所有那一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所附的名单。不过，沈元却是先后两次上了这种名单。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个多月之后的3月24日。笔者所见，沈元是唯一两次上过这类名单的人，不仅在北京市，全国范围也是。相类似的是，遇罗克最初上了1月9日那份名单，因故被“刀下留人”，后来名字又被列入2月11日那份名单，却是被某个大权在握的“神秘人物”临时用黑笔加上去的，所以于3月5日与顾文选18人同时被处决（详见笔者拙作《遇罗克被处决内情的再探索及其他》，载《北京之春》2010年8月号）。但遇罗克的所谓“罪行简介”却只有一次印上《通知》。而只有沈元是两次上了这种《通知》。

这也得以为后世研究两份《通知》相关措辞的不同变化，留下了难得的原始文本。

先看2月11日《通知》关于沈元的文字，原文照录：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通知》下发于2月11日，其时，当局已内定于3月5日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的顾文选等55人予以判决。3月5日北京市果然开了大会，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1人是没杀也没判。

沈元这次侥幸被“刀下留人”，不杀不判，在人世多活了1个月另14天（3月份有31日），其具体原因，笔者仔细探讨后，认为可能有二。

一是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所以将沈元留在了下批处决者中，这才出现了3月5日唯一对沈元既未杀也未判的情况。笔者在《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一文中提到那份经某位“神秘人物”用笔（红、黑色水笔及铅笔）删改批定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2月11日《通知》，第2页正文部分（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左上角有用铅笔批注的“16人”字样，笔者曾分析这是“北京公法军管会”当局或北京市革委某个实权人物，预先确定的“处决人数”指标。后来，那位神秘人物在案件姓名前打“√”记号，并用黑笔在“简介”文字之后批上“死刑”或“死”字样，表明这是此批处决者时，从顾文选一直数下来，已经多达19人，加上新添上的遇罗克，已达20人。所以，那份2月11日《通知》名单上这位“神秘人物”的批注和作“√”记号，恰恰到沈元那里就嘎然而止。沈元在名单上列案件序号第19位，而列案件序号18位的“反革命杀人犯”韩仲才和齐桂兰（女），其姓名和序号前都有“√”记号，罪行文字简介后又批有“死”字样。

二是“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作出这个推论的依据，就是笔者在后来仍然被某些“神秘人物”批注过的3月24日那份《通知》所附名单上，在沈元名字及简介后发现有黑笔批注的“死缓”字样。这说明当年有人确实对沈元提出过判“死缓”的意见和主张，可惜最后未被采纳。

两份《通知》的文本解读和比较

但沈元的这次脱逃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笔者有幸搜集到这两份《通知》原件。比较一下2月11日的《通知》和3月24日的《通知》文本，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当局是如何遵中共中央指示（更多是周恩来意图），努力为正全面铺开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做“样板”的。

2月11日《通知》正文如下（两段相关毛泽东语录省去）：

通 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二月十一日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24日《通知》（除去毛语录）全文如下：

通 知

为了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戌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遵照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教导，现将张华民等八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印发各单位，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组织广大群众讨论。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必须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同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请将讨论情况和对上述罪犯的处刑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注意保密，不要遗失。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四日

仔细解读和认真比较两份《通知》文本，大致有以下区别：

其一，“打击”规模、声势和力度继续加大。2月11日《通知》公布并供讨论处刑的是“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3月24日《通知》公布并提交讨论处刑的是“张华民等85名罪犯的材料”，人数上多30人。

其二，试图将“一打三反”运动往纵深发展。

3月24日《通知》较2月11日《通知》文字长得多，增加了许多内容，如“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又如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当然，也说了区分两种矛盾，实行宽严政策等。这个通知，表明了周恩来要将北京市作“样板”，将这场“一打三反”扩大化，纵深化（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以至持久化（深挖隐藏敌人）的政治意图。

其三，让北京卫戌区介入“打反”。

3月24日《通知》上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这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戌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表明当局正式让北京卫戌区介入到“打反”运动中来。

北京卫戌区在“文革”中是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单位，对于保证“文革”的发动和顺利运行“功不可没”。北京卫戌区除随时执行中央交办的一些特殊任务外，还以“监护”名义，拘押着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北京卫戌区当时不仅脱离北京军区建制，而且脱离总参和中央军委调动指挥，只有两个人可以直接指挥调动，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无权指挥调动。让北京卫戌区介入“打反”行列，是意图增强“打反”的权威性和力度。1月9日和2月11日《通知》上没有北京卫戌区字样，前两次“公审大会”也没有北京卫戌区参与主持，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果然，4月18日处决沈元等人的那次“公审大会”，北京卫戌区就正式成为主持者之一。这显然是周恩来的安排。

3月24日《通知》对沈元“罪行”措辞的微妙变化

沈元在上次“刀下留人”之后19天，又被当局上了3月24日的下发的相似《通知》。笔者仔细比较，这次《通知》上沈元的所谓“罪行”措辞行文方面，有了一些微妙变化。研读起来，很有点意思。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简介”，由两个自然段落组成。第一个自然段，改动不大，仅将最后一句“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罪”删去。原因不明，且意义不大。

关键改动在第二段。首先，将前份《通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