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正文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如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一样，毛泽东也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为基本依据的。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1、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2、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剥削制度，社会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和巨大的浪费。4、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社会等级森严，劳动人民毫无自由可言，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社会矛盾尖锐。5、虚伪的极具欺骗性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镇压劳动人民。6、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弱肉强食，贪图享乐，社会道德沦丧。7、强权政府，掠夺和侵略他国人民，是战争的策源地。(肖东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3期，第73页。)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二者之间在根本制度上是绝然不同的。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否认过。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地位作了初步论述，他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经济上只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财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存在的”。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又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他还说，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在不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在党的七届二全会上，毛泽东分析道：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就的恢复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建国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进行了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探索和思考。1950年6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他还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上分析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
但是，如前所述，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阐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个体经济是“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单干是没有出路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198-218页。)“四大自由”是“惠及富农与富裕中农”，是“资产阶级观念”;明确指出农民的个体积极性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209-216页。)并将个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关系提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斗争的地位。(参见毛泽东1953年10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和插话》)
1955年10月，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掀起，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开始“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要“推进到在一切重要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阶段”，要“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明显反映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性讲话中，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至此，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以前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认识，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前后变化程度如此之大，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由于在“三大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工作犯了严重的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管理不善等错误，导致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消灭，结果使得市场冷清，商业凋零。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严酷的经济现实使毛泽东的大脑有所清醒，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消灭资本主义为时过早;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不但有存在的必要，不但要发展，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还不能太小。为了解决这些紧迫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是好景不长。随着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旨在发展和繁荣国家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不到半年就终止了它的寿命。紧随其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汹涌而至，各种资本主义因素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从此在中国大陆上逐渐销声匿迹。尽管毛泽东此后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表了一些较好的看法，但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所有言论和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愿意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回到他原来的认识轨道上来。随着他在追求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认识偏差的逐渐扩大，它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也进一步扩大化和具体化了。他认为：个体生产是资本主义。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单干户、包产制、自留地都是属于资本主义。土地买卖、租赁借贷、雇工制、工资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自由市场、集市贸易、讲求利润、自主经营、个体贩卖属于资本主义之列。所谓民主、舆论自由、厂长负责制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总而言之，在晚年毛泽东眼里，中国社会到处都潜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
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问题上，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刘少奇的认识与观点同毛泽东比较起来要符合中国的实际得多。建国初期，刘少奇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在理论上对“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进行了论证”。他说：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主要方面。还说：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展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明确指出：“资本家是个生产力，农民是个生产力，手工业也是生产力，国家生产也是生产力。这些生产力都要提高。”(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117页。)
当然，我们说刘少奇在利用资本主义长处来为国家建设服务问题上所发表的很多见解是比较客观实际的，但并不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见解就是正确的。尽管刘少奇的一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正是由于这些“不足为奇”的观点当年却大大触犯了毛泽东所孜孜追求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把刘少奇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为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因而，刘少奇这个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这场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大革命”发动之初，就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彻底打倒。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