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

“彻底打倒，彻底……”他在抄写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我在上海图书馆经常碰到这位老人：个子较矮且瘦，动不动就自言自语，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他，但从那天起，我对他不再那么反感，而开始好奇，到底怎样的心灵创伤让他至今还在抄写三十多年前的报纸。

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了解了文化革命时期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带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中国文革也带给上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知识分子不少影响。当时正值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常称之为竹幕(bamboo curtain)遮蔽下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革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一些西方对文革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革一直抱着颇为欣赏的态度。

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人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之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体会到文革在中国留下的印记。

在我看来，文革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我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我发现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革。

文革时期大搞“批林批孔”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许多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许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

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以后很难恢复原型。好在被儒家文化熏陶的韩国至今仍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道，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

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39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成为第85号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

我觉得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自己，要了解真正的中国，都必须先了解文革的影响。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文革不仅是失去的十年，更是断裂的十年。

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没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间，中国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就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认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且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而不是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事故频发，精神文明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在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方面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革时期，人性和许多基本道德被破坏：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仅存的一点“道义”也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在文革时期政治狂热席卷下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当前中国人对文革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仍然认为，对中国而言，文革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