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水：“九一三”断想

胡小水，退体编审。“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8岁，正在内蒙插队。其父胡痴是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并关押审查的原《解放军报》代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

一

那一年，我正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下面一个公社“插队”，那时18岁。记得是10月的某一天，我们知青从地里收工回来吃午饭。忽然，大队的广播喇叭里喊我和另一个知青的名字，叫我们到大队部去取信。我赶紧吃完匆匆跑到队部。大队谭会计正等在那里，见我来了，顺手将一封信递了过来，我一看，是妈妈的来信。那时，每逢收到家信总有一种急迫的心情，我想知道家中近况，特别是父亲的消息。父亲在文革“一月夺权风暴”中被“造了反”，遭到关押，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所以，妈妈每次来信我都盼着能带来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

我拿着信边往屋外走边打开看，眼睛飞快扫着……“哎呦！怎么会……？”信没看完，我竟大惊失声，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谭会计好像猜到了什么，在背后低声说了一句：“小水子，信里说了啥事儿，别去跟别人乱说！”这话像嘱咐，更像是命令（他是党员干部）。我回头看他一眼，有点底气不足地“哦”了一声，“我知道”，便赶紧离开了队部……

谭会计猜得不错，妈妈信里讲的正是“林彪叛逃摔死了”这件事。信中还说，这回你爸爸的“问题”说不定会有转机了。我顿时感到全身每一根神经好像都“被兴奋”了，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宽慰……经过多年焦急的等待、期盼，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缕亮光，好像苦难即将过去，家里人很快就能与父亲团聚了……

父亲的“问题”，确实与林彪有关。

1967年1月13日，以肖力(即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一张《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一举夺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权。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军的“一•一三”事件。林彪很快得知此事，即派叶群、关锋前往军报调查。叶、关在报社向肖力等人了解情况后，向林作了汇报。1月17日，林彪写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表示坚决支持肖力等人的造反夺权行动，并说“……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撤底揭露、撤底批判。”毛泽东同日阅批：“同意，这样答复好。”（父亲时任军报代总编、新华社代社长）

“第一公主”的发难，林副统帅定性，伟大领袖画圈，在政治上已将父亲置于死地……紧接着就是严厉批斗、架“喷气式”、交待“阴谋活动”，“罪名”也日见增多，什么“国民党员”、“假共产党员”等（林彪听肖力汇报父亲有过日寇“大扫荡”时被俘问题，又加了一条“汉奸”），不久后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监护。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父亲，祈盼他能早日平安回家。

后来，我终于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和来自造反派的监视、侮辱，1968年9月毅然提前上山下乡去了。

收到妈妈信的那天晚上，我对两个关系特“铁”的知青说了“林彪出事了”，他们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如坠云里雾里。“真的？真不敢相信！……”偏巧这时大队民兵连长推门进来，看见我们好像在说什么“悄悄话”，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笑，问：你们嘀咕什么呢？三人谁都不敢松口：“没什么，说梁琛呢（平时我们都不待见的一个知青），不骗你，骗你王八蛋！你不信？”他不信，笑得更显诡秘了……

其实我跟民兵连长私交甚好，他知道我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大字报都贴到了内蒙。可他一点儿不势利，没嫌我是“黑帮”的孩子,他老婆做点什么好吃的，总不忘给我送点儿。弄的周围颇有些议论，说我会“溜贴”当官儿的，搞得我都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在插队的几年里，村里老乡、还有周围知青没什么人歧视我，是我自父亲被打倒以来，感到神经最为放松的一段难忘时光。

林彪的事情，其实民兵连长之前就已经知道，公社向党员传达了，但暂不让对外说，强调这是纪律。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我心想，怪不得当时他和谭会计说话都怪怪的。

实际上没过多久，这个“天字号”的爆炸性新闻便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议论纷纷，既疑惑不解，又情绪激愤。当年的那些议论，现在大多已记忆不清了，但带有时代印迹的一些典型思维语言，仍印象很深。有个小青年，说起话来就像是康生相面：林彪！我早瞧出来了，光脑袋、长眉毛的，看着就不像好人，一副奸臣相！这话旁边有人附和。也有较理性的：那么大“哥蛋”（大官）了，吃不愁、穿不愁，还想闹甚？跑到哪儿哇能咋？――这是“理性者”想炸头也想不明白的。至于所谓成份或出身不好的人，当时自然是三其口，他们早已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没人理会他们会想什么。

那时我也在想。林彪已经是《党章》上写明的毛主席接班人，谁反对他就等于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他怎么一夜之间就从“亲密战友”变成“投靠苏修”的坏蛋了？难道他也看不惯文革，对毛主席有不满，想甩手不干了？还是毛主席也要打倒他？文革以来，“莫斯科广播电台”老是骂毛泽东“独裁”、“愚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它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而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却不断提高……林彪难道也“偷听敌台”了？要不干嘛往苏联跑，而不往别处跑呢？那时，我脑子里是一串没有答案的大大问号……

二

1971年底，我第一次通过了“政审”（前一批没过），进了呼和浩特一家小工厂当学徒。进厂不久，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和作为林彪罪行铁证的《“571工程”纪要》，先后传达到了基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571工程”纪要》中一些攻击毛泽东的文字。（当时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的话，不能印发。毛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我至今不明白毛究竟是何用意？难道不怕有反作用吗？）

《纪要》将毛泽东喻为“现代秦始皇”、“封建暴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毛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且不论《纪要》出于什么“险恶政治目的”，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对毛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的社情以及人民万马齐喑的普遍状态。

《纪要》中还有一些极具“同情”、“拉拢”和“煽动”意味的话，如：“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冻结工人工资是变相剥削；红卫兵被利用，后都成了替罪羊……”由于“贴近百姓生活”，则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对于我来说，家庭的不幸、知青经历、亲眼目睹的农民的穷日子、红卫兵运动从疯狂走向悄然无息等等，这些是事实，明摆着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中。《纪要》只是“居心叵测”地把这些点破了而已。至于林彪一伙的真实目的，当然得另当别论。

总之，我对当时的“批林整风”有疑惑也有反感，积极不起来，也许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吧。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我更是对没完没了的学习、讨论、发言批判感到厌倦和无奈。我看周围的工人师傅（他们是“领导阶级”）好像也都跟我差不多少。

“九一三”事件没有给父亲和全家带来那个日夜期盼的“转机”。林彪在台上时，专案组说父亲“攻击污蔑”林彪；林彪垮台后，随即改口说父亲“追随林彪一伙”。过去的材料站不住了，再找新的材料。专案组整人可以随意颠倒黑白。

“九一三”后的几年里，因父亲问题仍无政治结论，我自然还得做我的“二等公民”，政治上受到歧视。记得在进厂后的头两年里，为了“要求进步”，“主动向组织靠拢”（也让自己心理平衡），写过多份入团申请，被拖了又拖，直到超龄，结果黄了。原因不说自明。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出身很重要，衡量一个人，先要看“根”红不红，再看“长”得歪不歪。入党、提干、当兵、上大学，样样如此。今天看来很成问题的政审，文革年代人们却习以为常。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厉行全面整顿的同时，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当然是经毛泽东首肯）。5月16日这一天，父亲终于获得人身自由（仍戴着“反党性质”帽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才“彻底平反”。父亲本来因军报“一•一三”事件被关押审查，到头也查不出搞了什么阴谋。专案组就说“攻击、污蔑林彪”等等（大概是指父亲为没搞阴谋辩白）。林彪倒了，又反过来说“追随林彪一伙”、“攻击、污蔑康生”等等。父亲在不清不白中苦撑了整整十三年。我于这一年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

三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紧随“九一三”事件而来的“大清查”，波及到了一大批军队的中高级干部（包括军队派驻地方参加党政工作的领导）。由于吴法宪、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均系空军，空军更成为清查的重点。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及家人的命运。

原国防科委副主任、空军副司令王秉璋的女儿告诉我，“九一三”后她父亲被隔离审查，1978年5月关进秦城监狱。专案组反复审查的结果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在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机上有国防科委“绝密文件”。当年，林立果、周宇驰曾经打着“林彪”名义找过王秉璋，说“林副主席”写文章需要参阅一些国外相关科技资料。由于林立果的特殊身份，王知道他们虽是空军的人，但也替“林办”办事，便同意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林办”提出的事，谁能不“同意”？）文件资料涉及内容是当时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有关科技动态和科研成果。另一件是“外汇”问题。因林彪身体不好，国防科委为林批过外汇（科委有外汇额度），用于购买运动保健器材。其中一笔是王秉璋亲笔签字，后来没有使用，另一笔是别人冒签。至于其它批出去的，王根本不知道。

在亚非学生疗养院隔离审查的几年中，不只一任的专案组组长曾对王秉璋明确说:“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与林彪事件没有牵连，就等着出去吧，分配工作，很可能官复原职。”

1981年7月王秉璋被放出“秦城”，结束了将近十年的隔离、监禁生活，回家等待结论。

不久，总政副主任甘渭汉代表韦国清主任向王秉璋传达了组织的意见：“你的问题已核查清楚。……不属于参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范畴；你有病，要尽快到301医院查体治病，准备接受新的工作。……”

王的女儿回忆说，父亲按照总政领导的安排，入住301医院检查身体。有一次在病房走廊遇到黄克诚，黄说，“你的问题已核查清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牵连。”并叮嘱他：会有人同你谈话的，谈话时要冷静。

无论是专案组，还是总政领导，还是黄老讲的，都是一个意思：王秉璋确实与“林彪的阴谋活动”无关。

让王秉璋意想不到的是，他最终等来的竟是一纸刑事“免予起诉决定书”。 1982年1月，总政保卫部向军事检察院提请对王秉璋“免予起诉”的建议，认为王虽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玩忽职守罪”，但属“情节较轻”,可不起诉。

对于这个结果，王表示“免予起诉决定书”中所述罪行不属实，要求复查。之后他在有生的二十几年中多次上书申诉，但没有一次得到答复，就这样被长期挂了起来。

2005年9月王秉璋去世。王的子女就后事处理向组织提出了书面意见：希望组织尽快妥善、公正地办理父亲后事，还他老红军、老党员和合法公民的身份；由组织办理告别仪式；在有关报上刊登去世消息等。

此后，有关方面通知家属：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不准穿军装、不登报、不发生平等多个不准。几年来，子女多次向有关单位提出请求，一直未能实现以组织的名义办理老父亲告别仪式的愿望。

子女们在书面意见中强调，王秉璋参加红军后一生从未离开过部队，担任七机部长时也是以空军第一副司令兼之，直至去世都是以军官证（现在保留的是1998年10月颁发的现役军人军官证）作为身份证明。在组织从没有让他办理退役手续的情况下，不承认他有军籍，也没办户籍，又拿不出20年来他行使合法公民权（如他参加人大选举）的证据，有关管理机关称王秉璋属他们代管，但又说不出主管单位，使他失去归属、成了无身份的“黑人”。不仅不合情理，还出现了“人权”问题。

因王秉璋事件复杂，一时不能解决政治结论问题，子女也能理解，但仍希望组织上尽快办理后事，并在办理后事以后，尽早做出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

子女们的反映始终没得到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