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俊胜：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缪俊胜 口述 李宇锋 整理

接到杨德中的电话时，我在北郊木材厂，时为1968年6月。他说派车接我到钓鱼台十五号楼。我到后没几分钟，陈伯达从楼上下来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就让我回去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号楼报到，我就算正式到陈伯达那里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我去那里是在陈伯达原来的秘书王保春调走以后。王离开是因为所谓“傅崇碧冲钓鱼台事件”。傅要到钓鱼台来，联系电话是王接的。傅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王哪有权阻拦呢？进来以后惊动了江青，她火儿了：“是陈伯达秘书放进来的，写检查。”王第一次检查没通过。她说：“这样的检查怎么能行？”回来又让陈伯达给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话，这才过关。这还不行，让调出办公室，才又调我来。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跟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

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上厕所，出来碰到江。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被江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回去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两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陈当时就没意识到，我却觉得不大对头。大概过了两天，他到毛家湾去（叶群是他老乡，又是他学生，两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的处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让人害怕，叶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说起照相的事。叶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说得很严肃。陈一听也很紧张，跟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照片看后没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我只得去跟图片社解释。陈是他们的上级，图片社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江没取到照片，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的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我记得非常清楚。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修改的。陈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八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这才琢磨过来。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就故意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

庐山摔跟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我是惟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当时，会议地点保密，陈光说“上山”，“马列著作都给我带上，再带几本毛主席语录”。

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二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他们来得少一点，开会时都互相见面的。

全会期间，有件和我有关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里，提到“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说：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内容是：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年8月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讲话出来以后，吴法宪他们提出要放林彪讲话录音，放录音后，各个小组讨论，陈在华北组。小组讨论会我去了，待在会议室外面。他的讲话我没怎么听到，但是，汪东兴和陈毅的发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汪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答应！”陈讲话也很激烈，说“我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现在有人反毛主席，谁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简报华北组弄得最快。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没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主席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他受了批评，情绪不好，总理就派了个医生过来照顾他。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他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我对陈伯达耍态度

要说他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 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主席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还给他摔过杯子，他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

再一个特点就是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他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他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气随和，从没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耍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一个中央常委处事怎么这样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儿，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说，但生活中，我感觉他平易近人，比较俭朴。他勇于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总理的，从来都不说对方的不是，都承认是自己的错。

缪俊胜 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