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社会主义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未有过专门的论述，我们只是从他们留下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等经典著作中，才可以看到他们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大致轮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1、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实行的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2、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3、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实行的是计划经济。4、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勾画蓝图、设计道路时最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克思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不具备历史可能性，即：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造成的物质成就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有成为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现代工业组织、以现代复杂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劳动协作化模式，使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50-151页。）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关于在经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即：当西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把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经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获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它就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缩短走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道路。

历史发展的事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既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经济落后的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寄予希望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也未发生。于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度，而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首先出现；不仅不存在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并给予落后国家以积极支援的条件，而是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严酷包围之中。如何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中领导本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以来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林蕴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第51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未来得及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去世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在他手中已经建成。还搞了一个“苏维埃+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标准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更多的是在部分生产关系要素和上层建筑上兜圈子，而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却被忽视了。但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也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来自实践的检验显示出：苏维埃制度的建设不够完善；权力垄断在个人手里；按劳分配伴随着平均主义和效率低下；单一的计划经济又导致长官意志的任意干涉和实际工作的官僚主义。这样，斯大林模式在进入战后和平发展时期以后，就逐渐暴露出它的种种弊端。

从宏观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整个一生都是在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建国前的二十八年是他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准备期。这个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认为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分为两步走，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和策略问题。但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相当粗浅的。1938年4至5月间，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和抗大的学生发表演讲谈及苏联社会主义时说：现在中国县长月薪不过200元，而苏联工人有500元进款；苏联从前非常朴素，现在却富裕得很；每个人可当大学生，不论马夫、伙夫、农人都可以天天看电影，可以学科学，可以每人有汽车。他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说，苏联今天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想要多少衣服便有多少，你要帆布床便给帆布床，家里小孩子多便多要小桌子。为什么能那样？因为丰富得很，所以能解决问题。苏联今天还不是这个样子，只能“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如一家八口，两个人做工，得300元；五口人家两个人做工，也得300元。这是不平等。人手少，病多，小孩子多的便吃亏。苏联的社会还不能平等，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都好办，那便到宿营地了。（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125页。）

从毛泽东以上所讲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仅只抓住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两个基本特征，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和各尽所能以及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公平均等，但这一认识毕竟是很不完善的，同时也是很肤浅的。

建国后的头七年，毛泽东着重探索了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八大前后的一年半左右，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以摆脱苏联的影响和克服斯大林模式弊端为目标的独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新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形成了一个“S”形。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继续开展，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了更大的曲解。他片面地认为“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得到了暂时的、局部的遏制和纠正，但中央一线工作领导人的艰苦努力不管怎样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旨在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纵观毛泽东追求、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生，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观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主张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认为，只有把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因而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业绝种。”（《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不仅主张单一的公有制，而且要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基础上。”毛泽东认为两种所有制并存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见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第二，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即：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196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其中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观点。文章认为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是“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上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样就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并作为区别姓“社”和姓“资”的标准，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而这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三，在产品分配形式上，，毛泽东主张实行平均主义。不承认差别的平均主义只能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同时受到严重伤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偏差呢？当然，这种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是毛泽东个人凭空想象的。追根溯源，笔者发现，它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第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历史短，经验少，犯错误在所难免。第二，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只有照“抄”苏联的经验，而照“抄”就必然要出问题。第三，把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化或作了错误的理解。如：人民公社的许多原则，大都是来自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正如前面说过的，马恩的这些论述都是根据西欧发达国家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其中有些设想还属于推测，难免带有空想成分。把这些带有空想成分的理论照搬到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社会中来，必然会导致“空想论”。此外，就是把马、恩、列的一些深刻思想作了简单化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并从中引出一些错误的做法。如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对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河资产阶级的误解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第四，受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明确说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第五，受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1958年11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指示引发了一篇《张鲁传》（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著），作为会议文件，供与会者参阅。他还为此文写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其中对张鲁五斗米道的政治经济纲领大加赞扬，并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曲解。第六，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毛泽东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一再讲：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的。最后可能与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接受的某些政治思想有关。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并实践过的“新村”计划的某些痕迹。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建国前夕，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战争问题上，刘少奇没有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而对革命转变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和思索。建国后，刘少奇长期处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他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而又善于独立思考作出自己判断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刘少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他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主要环节”。所有制的变革要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第二，他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第三，他提出要注意解决经营方式的问题，“都是全民所有制，谁来管理，用什么办法来管理，结果就大不相同”。第四，他认为要组织好社会主义流通，最重要的是“按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办事”。第五，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按劳取酬贯彻得好，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陈绍畴：《简述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尽管刘少奇的这些思想认识同样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甚至有时他也产生了一些与毛泽东像类似的错误认识，但从以上他所阐发的几个观点看，刘少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些观点与毛泽东比较起来，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的认识偏差，使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本来，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高度重视资本主义复辟、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极其可贵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反而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在他的心目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工作领导人才真正犯了错误，才真正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搞修正主义。为了端正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消灭资本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因而，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还必须发动一场夺取政权的“政治大革命”，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必须从组织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