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探索，不仅导致了他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而且也造成了他在修正主义问题的错误判断。笔者认为，毛泽东对修正主义错误认识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苏共以及赫鲁晓夫已经变修，中国也要警惕和严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修正主义。

人所共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毛泽东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是当作当代国际共运的“伟大创举”来看待的。这就告诉人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着重大国际因素作背景的，是同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分不开的。而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理论又同他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共运发展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首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以及给苏联党和人民、乃至给国际共运造成严重后果，从而触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这本来是一个富于积极意义的事件，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一向十分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和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却对此发生了很大的误解。他过分看重了苏共和赫鲁晓夫在具体做法上的适当，把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看成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看成是赫鲁晓夫“刮台风”、“闹风潮”，看成是一股修正主义的潮流。正是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误解和认识偏差，从1957年到1958年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他放弃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肯定评价，认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从而对反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明显的疑虑和倒退，甚至担心赫鲁晓夫的野心家在他身后重演反斯大林的闹剧。从此开始，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便成了毛泽东警惕和防止的中心。

到了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大脑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又被他赋予一种特定含义，即通过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判断，毛泽东在1964年8月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谈话中，才令人十分惊异地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样一个问题，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准备了条件。

第二，把苏联变修和美国政府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联系起来，判定中国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十分严重。

早在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其“美国和中国关系”白皮书和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要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灭的现象”，宣称美国及其同盟者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失”，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1139页。）其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0页。）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谋划实施“和平演变”的这些言论，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和重视。

在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施行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我们“炮击金门”的行动。到1959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中共和苏共在共运战略与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随后发生的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更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9月，在中印边界事件中苏联声明中立，实际是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国。同月，苏美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为保障和平而操心”；另一方面激烈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说中国象“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在台湾海峡问题上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所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党深深处在“苏修”和“美帝”的重重包围之中。

为了反击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同时严防中国党内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1月召开的一次党的高级干部的小规模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几篇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以便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和重视。1964年上半年，美国在越南的战火烧到了北方，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964年5月至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到1965年，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第三，把苏联变修、美国推行“和平演变”与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错误判断。

鉴于苏联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便开始在中国内部寻找类似现象的存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31页。）早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为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在谈话中，他把彭德怀等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从而把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等同了起来。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以及国内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党变修国变色已成为中国的现实危险，因此，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反修防修”。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着重谈了党如何对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9月29日发布的十中全会公报提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与此同时，毛泽东作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战略决策。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再一次强调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个条件。7月14日，“九评”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五个条件写了进去并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重要措施。

毛泽东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开展“反修防修”，而且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63年9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对《海瑞罢官》的错误批判导致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随后“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

通观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所有言论和实践，我们发现，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他的认识一直是很不明确的。由于他对修正主义的含义理解得非常模糊，他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个“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意识。在这一思想意识的支配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原则的。只要别人的观点和认识与他的不一致，他就断定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应该予以彻底否定和打倒。

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建国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行动都是力求紧跟毛泽东、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但是，作为中央一线实际工作领导人、基于他对中国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深刻了解和独立思考，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又很难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因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就时有发生。例如，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对邓子恢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对王稼祥的支持，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所持的不赞成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被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正在把中国引向歧途。联系苏联变修、赫鲁晓夫已经背离列宁主义的原则、美国政府对中国叫嚣“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屡遭挫折等严酷现实，毛泽东在他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因而，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打倒。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