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无从考证王佩英最初开始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她第一次1963年3月被单位送去精神病院开始，往前倒推，1961年家里还供着“毛泽东像”来看，这应该是在大约1962年。

是什么造成了这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成为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第一能够想到的原因自然是被称作“三年自然灾难”的大饥荒。虽然当时新闻高度封锁，可毕竟会有一些亲友、关系之间分享信息。当然后来经过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才有了那种噤若寒蝉的肃杀气氛。王学联回忆说，她在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只是私下说了一声，立刻遭到党支书的警告，强调这是党性立场问题。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城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因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可以保障基本供应的。

应该也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她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和王佩英是老乡。他们之间用暴天成的话说是“不外气”。

暴天成叙述了老家农村的情况“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是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暴天成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个旧职员，所以受了很多整，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暴说在农村看到有个书记“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他还介绍那时的河南农村“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面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算倒霉了。”[1]

按照暴天成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但问到他王佩英到底说了些什么，比如有哪些评价毛泽东的话，暴却说不出来。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情景是，暴天成是个受了打击、非常谨小慎微的人。平时两人拉家常是可以的，但王佩英直率地议论到领袖的时候，他听都不敢听。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就写有荣胜男检举王佩英的言行，表示和她划清界限，并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针对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而且有话就直说。有些人也许出于自保和恐惧，检举了她。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即使是全社会的大灾难，很多受害者也不敢想，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即使大家想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也不敢追究最高领袖有什么问题，只敢想是他身边的人蒙蔽了领袖。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现在稍微用脑子想想，没有她男人给她撑腰，她能这么嚣张么？王佩英看问题深得很，一开始就没有绕弯子，直接奔毛主席去了。”

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找答案，对于大跃进的政策其实中央高层一直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的高压下，除了庐山会议上整倒了彭德怀，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化。但毛泽东肯定已经感受到了党内一股力量对他的不满，同时也感到了大跃进局面失控带来的执政危机，这时候在政治上他把刘少奇推到了前台。当然这也有政治交易的含义，在毛泽东的棋局里，打倒彭德怀之后必然需要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抚人心。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很多人解读，这是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也许刘少奇也曾经这么理解。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其实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宣示他并不准备放弃权力，一直到死，他都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他主导的中央路线，他是不愿意承认有错误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 “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以毛泽东的聪明和他的威望，确实在党内足以压服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们出于各种考虑，在庐山会议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彭德怀成了党内的出头椽子。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7000人大会”。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本来就显得很不正常。原因就是，在党内高层，倾向于刘少奇所代表的较为务实的路线的干部，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控制。于是他以扩大民主的形式，把一批不了解内情，同时又对毛盲目崇拜的基层代表拉进来支持自己。这种做法，和后来把不懂事的小孩子拉进来当红卫兵，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话。公开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历史上看，对向来不能容忍别人一句批评的毛泽东而言，这恐怕已经是公开挑战其权威的表示了。因为当时国民经济还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强压下了怒火。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通过“7000人大会”，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也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稍微敏感些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是上面的事情，轮不到老百姓来插嘴。对一些更高层的干部，他们的感受是焦虑。一方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另一方面毛泽东却掌握更大的政治资源，包括军队的效忠。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中共党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是非常残酷的。

而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实质之后，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判断。她认为刘少奇是对的，她认为毛泽东应该引咎辞职，让干得好的人上去。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了“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另一条线索是王佩英被关押期间说过“毛泽东就是个托派分子”、“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赫鲁晓夫说得对。”她的狱友齐克琦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奇怪，齐自己曾经进修过俄语，陪同过苏联专家工作，在她眼里王佩英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托洛斯基和赫鲁晓夫的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查到王佩英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地下党年代张以成牺牲战友胡俊三的遗孀马志新。胡俊三同时也是张以成朝阳大学的同学，共同的经历让她们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而此人（马志新）曾去苏联留学。张大中回忆说，她们两人经常关着门，在屋里一谈就是半天，她们谈的内容并不让孩子们知道。

马志新应该知道国内一般百姓不了解的、推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内容。

这个报告揭露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斯大林统治下的罪行“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 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这份秘密报告被传到西方时，引起整个世界对被铁幕掩盖下的惨剧的关注。而在中国，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明白，他干的事情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很自然的也会想到要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并在后来把刘少奇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王佩英的罪行档案中，有这样一句言论“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坚决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从事实和道理上讲，王佩英都没有说错什么，但她鲜明的立场又让人觉非常恐惧。当时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万一刘少奇胜利了怎么办？可想而知，对各方来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最早是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爱人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越发困难。这段时间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被陆续送进了典当行。王佩英很要强，不肯向朋友伸手，但最小的孩子可心和大圃也都在此时曾被送到别的亲友和同事家寄养。曾洁光和爱人曾想抱养可心，他们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王佩英反复思考还是舍不得孩子。这阶段王佩英的工资还是照发，委托一个单位的阿姨帮着管账。好在此时家里老大、老二都已成年，也可以照顾弟妹了。

以毛泽东的历史一贯逻辑来看，他在7000人大会的暂时低调之后，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方面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处在行政管理第一线。而在另一盘更大的棋局上，毛泽东正在做布局，一场要最后摊牌的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如果说在7000人大会上，毛、刘还只是表述方式不同。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在今天，从细节推想当时的场景，当年政治高层的斗争，哪里还像是伟大领袖，简直像是流氓团伙。排座次不合，老大之间斗气要火拼。

当时的社会氛围肯定是非常压抑的，一场暴风雨就要到了。一般的老百姓要么小心谨慎，避免殃及池鱼。如果从选择站队的角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