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一――“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王佩英在这个阶段的很多言论，包括散发的纸条、传单，都成为后来宣判她的罪证。

从这些言论结合的情形来看，绝不是头脑不清楚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

有批评共产党作风变质的。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名利益放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共产党啊！共产党！毛泽东啊！毛泽东！”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

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有些比较激动、情绪化的色彩，则王佩英对高层政治的评价，就显示出她非常清醒的判断了。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

“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1]

但很难让人理解的是，王佩英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对肉食者谋之的高层政治表达这么坚定的异议。连他的家属对这都不能理解，张大中回忆说，那时候他并不觉得母亲有什么反动思想，但是怪母亲多管闲事，“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嘛呀？”大嫂杨永茹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她婆婆一个妇道人家，就算为了这么些孩子，有再大的想不通“忍一忍还不行么？说两句违心的话又怎么样呢？”这可以代表那个年代善良老百姓最真诚的想法了。

不过这个选择对王佩英来说也是很艰难的。据张大中的回忆，那段时期王佩英曾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可想而知她的内心非常受煎熬。但她最后还是走上了一条绝然的道路。

不过把各方的细节和信息凑到一起发现，她对孩子的保护和爱也已经尽心尽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久以来，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层政治的丑陋之后，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却从来不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这应该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可以想象，如果家里的孩子受到母亲思想的影响，以孩子的单纯和直率，哪怕在学校和单位说了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危险就会落到孩子们的头上。所以，王佩英在单位里坚决的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大圃还是学校的红小兵头头，王佩英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这也表明她并不是一味地率真鲁莽，她知道自己言行的后果，在挺身而出的同时，她已经和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为什么她在反复地强调“一人承担”。而事实表明，也恰恰是母亲的爱才保护了这些孩子。在王佩英遇害以后，虽然政治上受到牵连，但毕竟还是被当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劫后余生。张家子女也在渡尽劫波之后，有了今天对母亲的缅怀。

母亲去世以后，因为心底的阴影，张家的子女多年来在家里从来避忌谈论关于母亲的话题。但在笔者采访之后发现，王佩英在意识到危险后，几乎对各个孩子都做过交待，并且都是结合不同孩子的性格分别私下交待的，很有一些因材施教的意味。

张大江，就是前面提到的像王朔笔下顽主一样的老四，记得母亲那段时期曾给他讲了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故事：一个国王临死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发给每人一杆箭，让他们掰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掰断了，老国王又拿出一把箭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故事的道理很明显，就是讲兄弟一定要团结，这样才不会受别人欺负。有趣的是，张家其他子女却并没印象母亲曾跟他们讲过这样的故事，也就是说王佩英对大江是特别用心的。大江的性格大大咧咧、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很讲义气，在街坊小混混中也颇有些威信。这也是为什么王佩英被宣判后，张家的孩子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却没有受到过什么红卫兵欺负的原因。

最小的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大概是在春夏之交。晚饭后，王佩英专门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别的孩子都没带。走到大约靠近军事博物馆的地方，王佩英搂着可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当时，王佩英应该也哭了。这段经历张可心直到笔者采访才吐露，在此之前和亲人们也没有交流过。

以此推测，对老大、老二王佩英应该也有相应的交代，让他们挑起生活的担子，照顾弟妹之类。在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个还未成年的孩子的生活，都由已经工作的老大和老二承担。

老六大圃，当时是个非常积极的红小兵，班上的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去“抓反革命”，热爱毛主席最积极。王佩英大概对他这样的状态反而是最放心的，因此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大圃并没有什么交代。

而老三大中是兄弟中间比较能干的，也和母亲比较亲近。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几年，几乎都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在周末去探望一下。其他孩子都没有去过，只是张大江回忆说去过一次回龙观。我想，这种安排也透露出王佩英的苦心：其他孩子还小，当时的交通条件又不好，让他们到回龙观来做母亲的舍不得。而老大、老二都已工作，即使周末有时间，在盛行检举揭发的年代，让他们来探望有“反动思想”的母亲，可能会更影响他们在单位的发展，甚至受到牵连。如果老大万一再因此丢了工作，恐怕全家弟妹都要饿死了。只有老三张大中的身份最合适，和其他小孩子比他最懂事，并且当时还没工作。

大中去看母亲的时候，每次带大约1元钱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王佩英和他也从不谈自己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这种儿子的陪伴会给王佩英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她并不过多地表露出这种牵挂。我想她是有意识地克制自己，怕表露出来孩子们会难过。非常有趣的是，老四张大江，那个顽主，唯一的一次去看望母亲，他的印象是“我妈挺好的，挺乐观的。”笔者追问“她有没有表达什么，比如想念你们啊。”张大江想了想回答“我妈挺好的，也没怎么想我们。”

其实，王佩英怎么会不想呢？有一次张大中去医院看望后要走的时候，一个洗衣房的工友拦住他问，你是王佩英的儿子吧？大中说，是啊。那个中年妇女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们的小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能看到你们。于是1967年的夏天，张家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三个孩子扎着红领巾，在前排，脸上的笑容是纯真灿烂的。身后是四个大哥哥，表情都很严肃。这张合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是张家兄妹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另一张1960年父亲病危时，母亲让他们照给父亲看的。

当王佩英拿到这张照片时，她一定已经想到了生离死别。这张照片也一定是被她终日端详，捧在手里、压在枕下的。对着这张照片，她一定流了很多眼泪。

之后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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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言论都被视为是王佩英的反动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