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绝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荚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问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言，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广义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

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足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呼百应。

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

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

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

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

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