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辉林：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夥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老何在转告我电话时，我们就对此表示怀疑。第一，“现在的老聂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小流氓敢到老聂家去捣乱闹事?”第二，“什么人在老聂家闹事，校文革、保卫组管不了，要北大红卫兵派人出头?”同时，我也为要召集人马去撵人的事发愁。因为所谓北大红卫兵只是一个松散在各系的群众性组织，集合同学们干事没有正当理由，没人会服从你。于是，何本方便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查一番再做定夺。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正在急不可耐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伙人不是什么小流氓，是一夥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这伙人领头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人。是老聂现任丈夫的儿子和女儿，男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老聂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是资格很老的中央一级大干部。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就在何本方准备继续向我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来电说老聂要亲自到哲学楼来见我。何本方一听，又嘱咐了我几句不可相信老聂的话就抽身走了。不一会儿聂元梓带着陈宝华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老聂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地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夥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我也是明知故问地试探。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老聂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我一时惊得脱口而出。心想毕竟是老聂啊，这么一点小事惊动中央，竟然让总理和康老出面处理。刚刚受何本方影响的种种怀疑荡然无存。当然也没好意思再追问那兄妹俩和她是什么特殊关系。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也有这个责任嘛。他们不让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办公，也不让休息，从办公室闹到家里，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老聂没理会我的惊讶，继续心平气和、入情入理地讲道理。

“您说的对!我们有这个责任，也应该尽这个责任!您说怎么办?”我心悦诚服地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老聂交代得一清二楚，便起身离去。

接下来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饭后在校的北大红卫兵同学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二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块到了中南海北门。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北门外通过门卫和传达室反反复复联系了四五次，根本联系不上总理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押送人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我办事没谱。兄妹两人也挖苦我相信聂元梓的鬼话，说上当受骗、吃亏倒霉还在后边呢!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车到了。陈宝华到大轿车上把我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坐在后座上，我就没好气地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老聂很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的父亲又是什么人哪?”我没好气地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一下子从总理和康生管教变成让黑帮分子管教，从送中南海变成送回自己家!我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下台阶的办法。我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虑，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从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车在前领路，我们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后面向南长街方向走去。那年月的北京大街上灯很少，没多久两辆车在黑暗中停在一个大胡同的口上。陈宝华又把我从大车上叫到小车里，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我交代任务：“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我起身准备去执行老聂的指示时，她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

其实，老聂这句话不如不说。因为我听说过，那年月中国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家中都有俗称“红机子”的电话，是直通中央的。也是当时高级干部家庭身份、地位可以“通天”的标志，并非是随便向外边通气的。所以，我脑子里很自然地闪过了一丝嘲讽的念头：“是怕人家向中央报告吧?”更引起了我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怀疑和警惕，也就坚定了我在抄家过程中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的想法。

我回到大轿车上留下了四五个人看管兄妹俩，便带着其余人员去抄家。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才由工作人员引领，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那老人十分沉静，没有一丝恐惧慌乱地上下打量着我和我身后的红卫兵们。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特别是听到那个年月从毛泽东到党政军最老资格、最高级别干部才有的那种口音和口气，我这个北方土八路干部子女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

“总理和康老!”

“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

“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老人话语和表情中的嘲讽让我很不舒服，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老人很机警，立即收起笑容，很平和友好地说话。

“那，我来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是毛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由于我从心里已经不相信聂元梓信口所说的中央首长指示，底气不足，不敢把听老聂说的什么彭黄分子、安子文黑帮之类的话说出来。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心想人家派我来抄家，您老爷子还一副恩爱夫妻的架势?便不以为然地反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呀，说你不知道嘛，你还不服气，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民主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老人，抓住机会立即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说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老人一旦驾驭了局面便开始批评人、指挥人了。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兄妹俩一进房门便扑到老人身边，一边搀扶，一边上下打量，关切之极地问：

“他们没怎么样吧?”

“放心吧，我看这位带队的小同志也是干部子弟吧?很讲道理，很有水平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双方情感，又不失时机表扬人。老人不理会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又用埋怨的口气对兄妹俩说：

“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你们真是不行，连个事情也说不清楚!”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老人的信写在红色竖格浅黄色宣纸信笺上，书法很是讲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笺上的浓墨书法，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老大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