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文章原标题：“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一

2009年12月26日，周六，寒意料峭。中午，聂元梓老人打来电话，说今天是毛泽东的116岁冥诞，有人约她下午到“乌有之乡网站”去听讲座，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问她，知道“乌有之乡”是个什么性质的网站吗？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左”派网站，也就是毛派的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呼吁要把毛泽东的诞辰日作为中国的“圣诞节”呢。

她说不知道，眼下闭目塞听，也不会上网，更不懂现在的左右之分，只是想去看看听听，到那里不说话就是了。

我说，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人去了，就等于表明了你的立场，会被人家当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还是执意想去听听，还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辞不过，就顶着寒风连同一个广播学院的退休干部一起打车来到位于海淀苏州街附近的“乌有之乡”，等搀扶老人上楼后才发现，“乌有之乡”的讲堂里早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是年轻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给聂元梓找了座位坐下。等拿出相机，刚给老太太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就被人禁止了，说是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由前北大副校长梁柱主讲《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来回答“右派丑类们对伟大领袖的攻击与污蔑，因为他们对毛泽东的诋毁已经超出了当年的蒋介石！”在几近两个半小时的讲演中，主讲人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满屋子听众激情洋溢，掌声不断。本来担心年近九旬的聂元梓会支撑不住，没想到她居然稳稳地坐着听讲，一直到了终场，真是令人称奇。

讲座结束后，还是有人认出了这个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聂元梓。有人争着与她合影，也有人询问她的近况。所以，连“乌有之乡”书店陈列的那么多图书都没来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楼下。此时，天已昏黑，寒风瑟瑟。在等出租车的空间，一个中年男子走过去冲着我们大声说：“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

面对这样的敏感话题，聂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当时不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革命嘛，咋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对出狱已25年的聂元梓来说，心境复杂，有高兴事也有烦心事。

高兴的事是社会媒体又开始注意她了。南方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写过《袁庚传》的传记文学女作家，采访了她几次，说要为她出一本传记。这年暑天的时候，有关单位找到了她，说要录制影像资料，为历史留下注脚，影像留存，文字版权归个人。每天上午车来接送，到录影棚自我讲述，整整录制了38天。而聂元梓自己对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则很不满意，“那时候刚出狱不久写的，手边没有资料，全凭个人记忆，加上错字很多，图文不符，不好！”尽管如此，坊间还是出现过多种盗版书。“有三种盗版，一本比一本盗得好，证明这书还是有市场有影响啊！”老太太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她把这本回忆录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回忆录找到了她，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对过她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忆旧，过去的疮疤被一层层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越来越清晰了。

烦心的事，就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作者讲述了文革中作为与聂元梓一起呼风唤雨的“红卫兵战将”，是如何听聂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吴溉之家的陈年往事。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不少媒体便加以转载，也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作为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这篇文章对聂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来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

“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他（牛辉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个混世魔王，哪有资格撇清自己、往别人身上泼屎，搞人身攻击！”老太太按捺不住，写下了9条批驳意见，5月份就给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内中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体应该公平公正，你们能登牛辉林的文章，也应该刊登我辩诬的文章，我将保留对贵刊诉诸法律的权利”云云。其间，她甚至准备联系张思之大律师，想请他为自己代理这一诉讼。

半年多过去了，《炎黄春秋》未见刊载，聂元梓也曾多次询问过。一次，电话打到了责任编辑杨继绳那里，聂元梓陈述了个人意见，责问对方为什么偏听偏信，不能秉公处置。结果杨继绳也发火了，回敬了一句：“你这还是文革那一套遗风啊！”接着把电话挂了。事后，聂元梓来电话告知此事，说：“杨继绳的脾气可真大啊！”她也许不知道，杨继绳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脾气的话，也不会有他自己那么厚重的《墓碑》一书问世了。

不过，事隔一年之后，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一文，9条意见，尽在其中。老太太说，憋了一年的气，这才顺了点。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虎年春节到了，聂元梓说她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寄去了一封信，对能予以她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网开一面，让她说话，表示感谢。这也是40多年来，聂元梓第一次以个人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刊登文章。

三

其实，多少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对牛辉林一文刚刚作出回应，又出现了一个叫张朴的，在特区的一家刊物上刊出《聂元梓印象》，把她描绘成一个诿过与人、死不认错的政治动物和众叛亲离、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文章最后不无讥讽地写道：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这篇文章于去年年底在国内同样被四下转载、广为传播，让聂元梓的声誉再一次为往事蒙羞。文章附有作者与聂元梓的合影照片，可她看来看去，怎么也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作者了，“看来，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见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里信口雌黄！”老太太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生气但又无奈地说。

不过，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主观猜测，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符。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对此，聂元梓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不过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钱，所以日子紧巴巴地不好过。“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中间一度想为此事状告北大校长，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与这位高层领导的母亲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四

在一个耄耋老人的眼里，往事还真的并不如烟。几年了，每次见面，有事没事，话题就会聊到文革上面。她回忆，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这才让事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轰轰烈烈地发展到全国。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就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了，也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聂元梓说道，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了：“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直到今天，聂元梓还坚持认为对自己是纯属政治判决。她说：

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学生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拘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被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在她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对此，聂元梓愤愤不平：

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五

“都是墙倒众人推，毫无是非公道！”这是聂元梓对当下“文革学”的一种评介。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任意被人妖魔化，有人说她是“乱世狂女”，有人说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沪上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传记家，在文章中还言之凿凿地说她早已经死了。对此，她感到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