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文革灾难的体制性原因初探

文革是由于错误的全局性政策带来的、有效以至过头的推行所造成的、长达10年的延续所加深的社会悲剧，是我国现代史上一场真正的灾难。

关于文革产生的原因，普遍的观点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文革产生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原因何在，什么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人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无数原因等于没有原因，众多因素等于没有找到真正的因素。

文革是最高领导人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思想意识、政策主张不受阻碍的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并在执行中不断放大造成的恶果。这里，错误的决策，有效而过头的推行，长期延续而不能纠正，是分析文革必须考虑的三个重要因素。

没有发动文革的决策和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主张，就不会有文革的产生；没有文革政策主张有效而过头的推行，文革运动就不可能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不可能有那样多人积极参与，运动不可能影响到那么大的范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乃至人们的行为作风，文革的影响无所不及），不可能产生那样多的“成果”（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众多的老干部、专家学者被打倒，文化领域的一切封资修残余被摧毁）；没有长达10年的延续，文革也不会对我们社会及其历史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产生了一整套文革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观念，形成了文革特有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产生了由文革所造成的不同的阶层（三结合的干部队伍、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贫下中农、退伍军人、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利益，可以说，从道德观念得到人们的行为作风，文革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一、为什么会产生文革这样的错误决策和政策主张？

是广大干部群众有搞文革的迫切愿望？是文革的政策及其实施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呼声？否！相当多的群众对于成立自己的组织，放下生产去搞他们谁也不明白、谁也不理解其真实用意的大批判，去斗争管理他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去辩论去武斗，是不习惯不情愿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人求稳求安的传统心理，更不能反映那个时期广大群众对党的干部及组织的拥护爱戴心情。加上反右派运动过去了不过九年，“大鸣大放”的余悸犹存，经济上也不存在引发群众起来闹事的困难局面。相反，那个时期，是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最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最佳，国家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成就最多的时期。

文革的政策及其做法，首先损害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他们的行为思想作风受到批判，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被打破，权威受到削弱，在政治上经济上被打倒。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许许多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从事业到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损害。他们最清醒明白，因而也最不理解最不同意文革的政策和作法。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越来越少，割资不主义尾巴的政策又伤了多少农民的心？加之生活又非越来越好……这一切，显然是违背大多数人心愿的。

是当时参与文革决策的高层领导、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认识能力的局限所致？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带来的？我以为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极力倡导的结果。文革决策并不是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集体意志的产物，更不是集体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的实施一开始就受到了相当多的高层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更有相当多的干部群众坚决不同意文革的一整套左的政策和做法。1966年关于高校工作组的斗争，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国家主席和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同志就不同意；67年发生的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对文革搞法的不满与反对；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甚至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也是不同意的。不能设想，连自己的养女都保不住的周恩来同志会真心的同意文革的政策，更不要说像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一大批文革受害者会同意文革的政策。

诚然，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是多数政治局委员举手通过的。但是，那个文件不过是一个粗线条的序幕，以后的戏该怎么演，文革运动的真正目的和走向，文革政策的实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决策参与者们并不清楚。况且，从评《海瑞罢官》整倒吴晗等北京市委领导人，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再到建立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权，最后到揪斗几乎所有的老干部，这场运动实际上已成为以“文化革命”为口号，以彻底的组织人事调整为特征、以武力夺权或者说以群众造反形式实现权力更迭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意识形态之争、思想观念之争不过是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的表象。当把群众发动起来，当用新的组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中央掌握一切权力的时候，原来的中央高层领导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由文革运动的决策者变成了文化革命的真正对象了。

文革的历史还说明：文革的整个政策并不是有一次会议或一个文件全盘决定了的。它是由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左的政策和实际发展所构成的。在很多方面，文革是先有事实而后才在政策上加以认可的。在更多的方面，文革则是在根本没有政策文件依据的条件下，由参与文革的组织和成员自主决策自主实施而变成文革事实的。当然这种创造性地开展运动的方式，是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扫除一切害人虫等左倾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所以能够这样，原因固然在于当时的最高领导毛主席脱离实际的思想和主张。但这一主张何以畅通无阻的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何以在众多决策者（中央委员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已成为革命对象的情况下，依然得到有效的推行，这就需要深入分析我们的政治系统结构了。

二、我们社会政治体制模式的特点

我们社会的政治体系结构，是一个最高领导者高度集权、最能反映最高领导者个人意志的政治系统结构，它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1）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意见可以很容易的成为委员会集体的意见，或者说委员会的决策最具个人色彩，最能体现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意志要求。

（2）由于委员会成员的任免与工作授权实际掌握在最高领导者个人手里，最高领导人对委员会成员有效和强有力的控制，使得与最高领导者意见相同或倾向于最高领导者意见主张的观点总会在委员会中占主导和统治地位。

（3）与此相一致，与最高领导者意见相左的观点主张很难成为委员会的决议，持相左观点思想的人一般会被排除出决策圈。

正是因为这个最能反映最高领导人个人思想观点、意志主张的政治组织结构，导致了党的历史上的数次灾难。陈独秀当权时期，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一大批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客观分析社会形势后认为：应果断建立自己的武装，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但是这一与陈独秀路线相左的正确意见，毫无例外的不被中央接受，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策，相反，反映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政策主张，却成为中央一个个文件决议被有效的执行着。李立三当权时期，尽管相当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并不同意他的攻打大城市的盲动主义战略，但是李的思想和主张依然成为党的政策和决议，被党的各级组织推行和实施，直至给党造成毁灭性的损失。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毛主席等党的最高领导人个人主张是否正确，而在于最高领导人个人主张即为委员会集体的主张，这一事实本身就蕴含着十分的危险性。委员会集体真实的态度倾向与意见主张不能成为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最高领导者不易人就不能更正，这一事实本身就极不合理。

经验表明，错误政策的产生，往往在于领导者脱离实际的思想与观点。党的历史上的多次失误，正是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认识的片面性与主张的不切实际。按说，一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集体的智慧完全可以弥补个人知识经验的不足。困难在于：相当多的决策者和委员会成员已经认识到既定政策的问题，对既定政策强烈不满并要求改变的情况下，党中央通过的政策决议依然不能反映这一呼声和要求。由最高领导人倡导的错误决策，即使已经被相当多的人认识到，即使一开始就有相当多的决策者反对，却依然不影响其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影响其有效乃至过头的推行。

这种最高领导者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决策体制，这种最高领导者的意见不论正确与否，都是其他委员难以影响和反对的体制。情况之严重犹如费正清所言：“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就是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通常程序，这就好像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搁在他的那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由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众多的体制性权力，其他领导人或广大人民群众，即使对文革政策不满意、不同意，也不能改变一个个左倾政策成为“集体决策”或中央决策这样的政治后果，不能阻止文革这样的错误政策通过并付诸实施。邓小平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反对过……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邓选273页]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有多种体制权力是其他中央领导或中央委员会成员不具备的，这是党的委员会集体决策最具个人色彩，最高领导人个人始终占据决策主导地位的原因。这些体制权力包括：

（1）他可以通过舆论控制和宣传策略，将不同观点上升到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使人唯恐犯政治错误而造成一种不同意见难以生存的环境。他可以通过控制宣传工具，宣传灌输自己的观点，批判打击不同的观点，造成一种倾向的观点完全统治社会舆论的局面。比如，亲自安排批海瑞的文章，派康生到人民日报夺权，亲自写我的一张大字报，牢牢控制舆论，使左倾意识形态观念占领一切舆论阵地。

（2）利用有利的领导组织决策的权力地位，将持有不同意见者排除出决策机构。1959年对彭德怀等持有不同意见者的批判处理就是如此。一封信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还敢表达不同意见。

（3）他可以通过撤换和改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办法，使自己的政策主张在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撤换彭、罗、陆、杨，用林彪去取代彭德怀，八大代表70%以上被撤换，九大代表几乎完全成了文革运动的结晶（即文革政策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推行者）。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极左的思想观念与政策主张才会在中央委员会始终占统治地位。

（4）他可以通过重新授权，剥夺持不同意见者的实际权力，以新的机构和人员代替法定的机构和人员，使文革政策得以推行并变成事实。用新文革小组代替旧文革小组，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用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头头，用张、江、姚之类的阴谋家取代老一辈革命家，当然使得文革政策的推行无法阻止，文革政策的执行疯狂而有力。

三、文革政策为什么会得到有效而过头的执行

上述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实现的行为，并不能归咎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思想作风。因为从根本上讲这里的行为是体制行为，人们的行为动机也是体制动机。要改变这一切，就需要改变相应的政治体制结构。犹如不改变拳击运动体制或者说拳击规则，就不能改变以拳术强弱决定胜负的局面，更难以避免拳击运动给参与者带来的身体伤害一样。在政治运动中，不改变产生政治弊端与政治犯规行为的制度模式，就无法消除政治活动中诸多不健康的东西。

从党的历史可以看出，陈独秀、李立三所以能犯那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包括彭德怀所以能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肖克等高级军队领导人采取那样的行为和处理，都因为同样的体制原因造成。如同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和对他个人都造成不幸[邓选293页]。

文革这一脱离实际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自杀性政策，这一以各行业骨干专家模范以及各级党政组织领导人为革命对象的政治运动，在其推行过程中，难道没有遇到过阻力，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回答是肯定的，阻力和抵制一定是存在。但总起来说，文革政策的推行是卓有成效的，文革政策的贯彻不存在效率逐级递减的问题，而是以逐级放大的趋势被有力地推行着。文革政策的执行在许多方面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会这样，同样是因为既定政治体制结构所致，是既定政治体制特定的选择机制与激励机制造成的。

（一）抵制文革路线，在文革中表现不积极或对文革政策执行不力的干部马上会被积极执行者和成绩突出者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