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 编者按：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市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在毛泽东亲自鼓动下以文革的名义，展开一场对教师和无辜市民疯狂而野蛮的暴力行动。他们不用枪不用刀，将一千七百人活活打死。事件过去四十三年，在中共当局极力掩饰下，从未得到揭示与谴责，而那些少年罪犯中不少人在今日中国，逍遥风光。这是红色中国六十年史上也是人类古今中外罕见的耻辱。

八月一日 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

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指控北大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工作组」被派到各大学中学掌权，号召学生揭发「斗争」校领导与教师。后来工作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发出中央文件，不准学生「乱斗」。

随著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合。副校长韩家的头被按在火盆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著。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 ，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八月五日，红卫兵开始打死人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文件，撤销刘少奇的三一○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於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六年，南京的电影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成纪录片《我虽死去》。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的太阳》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中国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然不符合事实。

八月十八日毛接见红卫兵暴力升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在八一八大会后回到党校就被抓去「游街」、戴高帽子、手敲著簸箕自报「罪名」。中央党校干部说，这是中学红卫兵引导了高层理论机关。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於北京和平门的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几十名教员干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殴打。沙坪在中午时候死亡。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块砖头，额头打破，流了一地血。数学教员张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师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都是中学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挥动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八岁九岁十一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打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不对称，接著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联的廿八名作家、演员和领导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并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点工，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他们的哀嚎传到四邻。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特别介绍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还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八月廿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他们在清华大学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学红卫兵施行，这时传到了大学生中。那一天，无线电系教员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边写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然后，他被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后，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头，还在他们身后用鞭子打他们。六七年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这个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两年有人写书题为「四个伟大毛泽东」，书名显然来自这个林彪题词。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这座俗称「二校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

清华牌坊是旧学校制度的一个象徵。拉倒这个牌坊，殴打侮辱学校的教授，当然是对教育制度的打击和破坏。「红八月」的校外打击目标是有房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人们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在北京有五十万间私房被没收，从此共党一直没有取缔的房屋私有就被彻底结束了。「红八月」还改变了当时的「集体制」企业。例如，文革前的理店虽然已不再是私营，但是理师的收入是按劳所得。这种分配制度在那个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这一天，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位数。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上报告死亡人数。

八月廿五日，杀戮第二次升级

八月廿五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振宇，学校书记江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当日发生在崇文区的一个事件成为已经十分严重的红卫兵暴力再次升级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一二一号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从前曾是小资本家，业早已没有，他自住房子的房证也已经在前一天交给了房管局。抄家过程中，红卫兵说他打了红卫兵（文革后有红卫兵承认说没有其事）。李文波当时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刘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决。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妇得到平反。

当日夜，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召开了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与这个特别的词语对应的「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成为迫害的新对象之一。而北京的主体居民都不是「红五类」，这是新一轮的摧毁城市文明的手段。这种分类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会后，在清华大学附中立即开始更疯狂地殴打所谓「狗崽子」和「黑帮」。高三学生戴建忠、郑光昭等遭到毒打后继续在抽打中「劳改」拔草。然后被罚每人写一百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贴到各学校去。那天下午，团委书记顾涵芬（女，清华大学一九六○年毕业生，当时三十岁）那时已经被剃了头，和副书记刘澍华（物理老师）跪在高二的教室被斗。

顾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单衣），她背部都被打烂了。特别严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铜头皮带打伤，眼睛肿大鼓出来，快有鸡蛋大。她丈夫来把她背回家。他们上医院时，需要有红卫兵开的证明信，还有两个红卫兵押送去。（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已经刻了一个圆形公章。用在对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处理的信上。可见红卫兵暴力已经相当制度化。）她的眼睛从此失明。文革后「落实政策」，大学给她买了一副墨镜了事。打她的红卫兵，直到二○○九年也没有向她道过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会直到深夜。刘澍华跪在教室前面，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和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等人。会后，刘澍华爬上清华校园内的大烟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印发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第三点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阶级专政。」他们没有说出是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二○○九年卜伟华说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没有红卫兵被打死，连受重伤的都没有。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份传单显然是在说谎，为的是煽动起更残酷的迫害。

（表1略）

从上表可以看到：李文波死后第二天，八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