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金：我与曾山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抵制“左”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

“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二、婆婆病逝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

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

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三、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四、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

面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 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