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个人迷信上花了大气力；“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又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讲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审定的）。

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三十多年来，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把林彪当作盛放“文化大革命”一切罪恶的头号垃圾桶，把林彪描绘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源，灾祸之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个结论被重复了三十多年，被重复了不止亿万遍，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只知道这一个结论，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明真相，大量接受了这样的宣传。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想过林彪还会是另外的样子。

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搞法，也一样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正确地指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１）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背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背着中央委员会，抛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合法机构和程序，通过他那既非中央领导成员、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夫人江青，秘密策划推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是，这一炮没有打响。除华东局管辖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报纸均迟迟不予转载。在北京，《解放军报》是最先转载并在编者按中称《海瑞罢官》为“大毒草”的（《北京日报》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后也在同日转载但编者按没有提“大毒草”）。以往的宣传中强调《解放军报》积极响应批《海瑞罢官》，似乎这是林彪起的作用，实际上，林彪对此并不知情。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回忆，真相是：“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 （２）

接着，毛泽东又让江青到苏州请林彪支持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对此十分冷淡，直到江青说出“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仍然推托不就。（３）据当时在苏州陪伴林彪的林豆豆回忆，林彪与江青那次谈话极不愉快，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问：“我在上海，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林答：“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说：“你该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答：“我不懂。”江说：“主席最近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你知道吗？”林答：“我知道。”江又问：“你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说：“在上海召开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神。”林彪还是说他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坏东西？”林答：“我只是用它来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对身体有些好处。”谈话不欢而散。（４）

那个从始至终只有江青一人发言的所谓“座谈会”结束后，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写出了一个约3000字的“汇报提纲”向林彪汇报，林彪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可是，江青见到这个“汇报提纲”后，却蛮横地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随后，她找了陈伯达和张春桥来参加修改，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又亲自作了不少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其中，毛泽东“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还“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等等。（５）“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６） 所以，“座谈会”――名不副实，谈“部队文艺工作”――名不副实，“林彪同志委托”――同样是名不副实。

毛泽东这一手，可谓十分老辣。刘志坚回忆：林彪“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７） 显然，这是林彪为了向历史作出交代，也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动的，而特地“立此存照”，确实是“煞费苦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８） 然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按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起草，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全是毛泽东亲笔写成。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可知，毛泽东在反复修改这一文件中，曾先后将文件稿批给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９）却从未批给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时，是全体到会者都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强加的

经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复宣传，一般人都相信林彪当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钻营、篡党夺权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林彪却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是毛泽东强令他参加的。“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１０）“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１１） 直到这个从8月1日到12日召开的全会已经开过了一半时间（8月6日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由毛泽东安排好了，全会公报也已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公报中特地写进了歌颂林彪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直到这时，林彪才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毛泽东下令召来。据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回忆：是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打电话叫林彪回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林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一到人民大会堂，毛就赶来看望，和他单独谈话。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１２） ――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是周恩来的提议，以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１３）

然而，林彪却并不想干“取代刘少奇作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角色。“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辞职的）书面报告”。（１４）在“接班人”已成为全会一致拥护的决定之后，林彪仍在几个重要场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在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作了类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１５） “接班”是他按组织原则被迫接受的，而“随时准备交班”则是他主动公开提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１６）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的吹捧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林彪。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个“史无前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林彪的吹捧便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许多批判文章都认定是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便篡改历史，自我吹捧。实际上，林彪对这些吹捧他的做法并不都知道，知道了也并不欣赏，他曾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详见《晚年周恩来》第262―263页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35―236页）。至于篡改历史，林彪更没有责任，为了吹捧林彪而篡改历史的许多事，林彪本人并未授意和参与，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其他人和下面吹喇叭、抬桥子的人干的。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由康生、姚文元负责起草，20日晚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修改通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删去了其中“大树特树……”和“‘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四字，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而林彪则于11月25日向秘书交待：“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林彪要求删去或改写得轻淡一些的内容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当天对这个电话记录稿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１７）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林彪不再作“好学生”这方面的宣传，而只作“亲密战友”方面的宣传――显然，“好学生”的级别、档次嫌低了。于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对“亲密战友”的宣传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对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康生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１８）

最遭人诟病的“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一说，使林彪长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耻笑和责骂，其实，林彪实在冤枉，因为这并不是林彪自己胡吹或指使他人吹出来的。对这一篡改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众所周知，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有一个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而其中最违背历史真实的就是有关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这一内容。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历史，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紧跟毛主席”，他却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身份向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讲了这样的话：“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１９） 随后，周恩来又于5月14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谈到南昌起义的时候，再次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２０）

难道这些账都该算到林彪身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