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沈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4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3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1967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10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2006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早期美国人在香港留下的大陆情报收集中心，已转交香港中文大学－－编者）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沈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1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著的一本长达700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8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reaction（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8月15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2004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著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3年，指的是民众造反；10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借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