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畹铸：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我的伤口，我自己来舔，不要大家为我呻吟……

当我看到纪念和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多年来，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耗子要是得意了，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话说的，那声音，那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也许他是有感而发。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记忆错位的事情，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现在是时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有幸认识了他，并且和他有些交往，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月，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们都是四川同乡，用四川话聊天。正聊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我抬头看，是个男同学，髋骨较高，眼神和蔼，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我们就好奇地问：“你也是四川人？”他说：“对头！”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后来，几次吃饭的时候，他都和我们一起围 着一张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笑着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让我好奇，就问他：“你是四川人，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他说：“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你老家在哪里？”他说：“乐山。”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就开玩笑问他：“哦！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他突然有点不自然，说：“我们那里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聊了会儿就分手了。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人很亲切，很诚恳，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文革开始，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让我吓了一跳，赶紧看。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当时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和大多数人一样，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跟着大家一起折腾就是。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

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园。他好像很自觉，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和谁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他对我点点头，我假装没看见，擦身而过，表示和他划清界线。

大串联开始，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宾），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我的钱包被偷。不过我并不慌张，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乘车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也要有一段时间，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而亲戚家在许昌，一时也到不了，再说人多，根本挤不上火车。我有点犯愁，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愣。我这人特别没主意，尤其一个人在外。

“这不是……梅，什么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我一抬头，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点警惕。我站起来，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这是？哦，是郭世英！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心里问，嘴里说：“怎么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个人？”我点点头。他又问：“同学们呢？”我说，就我一个人，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他哦了一声，说：“那我就走了。”此时，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么到郑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要饭了？”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说：“虽然我是那个，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 。火车只到郑州，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他还告诉我，文革开始，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但行动还算自由。现在大家都串联，顾不上他了，他就趁机跑了出来。

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还没吃饭，就说：“我也没吃饭，走！填饱肚子再说。”我有点犹豫，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饭后，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会难为你，省得被我连累。”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是个东西，于是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出饭馆。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你去哪儿？不管我啦？！”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再也无法绷紧。他站住，望着我说：“我要赶火车，去洛阳那边，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看朋友。”我说：“我刚从那边过来，全乱套了，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车厢里满是红卫兵，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听我这么说，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一脸无奈。他想了想说：“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也只好如此，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独的恐惧，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涂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

晚饭后，我们从食堂出来，郭世英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说也好，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在他眼里，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那个特殊环境，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他那特别有磁性（借用现在的术语）的谈吐，让我毕生难忘。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但意思是不会错的，可我不想用那个“”（引号），因为引号内的，常被认为是原话。

他问我，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

我老实地告诉他，看过，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全是那个X，他告诉我。

这个我知道，大字报揭露的，我说，X代表赫鲁晓夫，说你们学苏修，鼓吹修正主义。

不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很愤怒，很激动。他说，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

我问，那X是什么意思？

他说，学过代数吧？未知数的符号。我们几个同学，探讨未知。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我们太天真了，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问，那你说怎么错了？

他所问非所答地说，揭发我的大字报，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哪有这回事？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写点文章、诗、杂文什么的，相互传着看，就这么简单。怎么集团了，还反革命了？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不值一提，都应该一把火烧掉。因为我认为，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体谈谈。

他说，我过去有一个观点，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强调独立的人格。我曾经对人说过，“生应为人杰”。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解救被罪恶吞噬的人们的灵魂，可笑吧？你以为你是谁了?救世主？后来我到河南农场，和土地庄稼在一起，思想彻底改变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问，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怎么到农大来了。

他说，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不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问我，你怎么学兽医了，这不适合女孩子的。

我叹了口气说，没办法，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涂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不过也好，来北京了。学了半个学期，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别爱遗传学，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里X太多了。

他立刻说，别X了。谈点别的，知道孟德尔吗？

我说，知道，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 ？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说，看来还真懂点。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我学植物，你学动物，其实本质一样。孟德尔不一定错，米丘林未必对。

我吃了一惊，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

他说，我也没全盘否定，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他是神父，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

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听他慢慢道来，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

我说，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好像很难找。

他说，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可以请教他们。

我说，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话题又回到X。

我问，大字报还说，你们要偷越国境，有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他说，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后，各奔东西，不过谈得来，就又常在一起了。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但没有行动。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说想出国，又口无遮拦，结果有人告密，我们就犯事了。

我问，那怎么处理你们的？

他说，情况不同，分别处理的。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 ，两个男同学劳改，到现还没有出来。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这次串联出来，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

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它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思想根基，开创了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他，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

他说，砸就砸了吧，虽然可惜，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又聊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有名的对联。

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问他怎么看。

他说，太没意思了，这还值得讨论？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照这么说，历史还能进步？！荒唐！从对联他又聊到“联动”。他说“联动”的性质和满清的“八旗子弟”一样，自以为血统高贵，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这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好下场。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那时，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还没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后来的《出身论》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非常随意，我开始的拘束已经坦荡无存，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很愿意听他给我“摆龙门阵”，虽然话题并非轻松。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还算幸运，在郭世英的帮助下，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他要往洛阳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在农大的校园。那天我正埋头走路，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我挺高兴，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他说，到农场看望朋友后，又骑自行车南下，到了武汉等地。自行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