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林立伟译）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历史事件。这样形容它并不表示我们无视它在中国造成的许多惨剧，原宥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盘（或部分）接受它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政策。所谓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其定义几乎必然是指造成创伤的事件，其后果难以作非黑即白的评断，也未必能实现发动它的初衷，但却无可避免地把那些阻碍这股改变历史走向巨潮的人辗得粉碎。然而，我们必须把文革视为其历史环境中一些根深蒂固问题的表现，这个历史环境不独关乎中国当年的历史环境，还涉及与国内问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国际环境。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些历史环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他们对於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鸣。

说文革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或许并不新鲜。文革自开始直至1970年代末被中国官方否定之前，已被各方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自此以后（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不断被抹黑，这段历史被贬为自相残杀的事件，或党领导人的风流帐，特别是毛泽东，他的形象由原来的革命导师沦为色欲狂。这样重写历史不但没有以批判态度正视文革提出的问题，反而企图以大事化小和道德谴责的手法抹掉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或已注意到，这正是文革中人们把对手从历史中剔除的一贯手法。）或许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正在试图忘却两个世纪的革命史，不独中国如此，全世界皆然。政治风气右转是革命史被抹掉的原因，中国的情况更有固执的东方主义在推波助澜。东方主义不承认中国社会是真正变动不居的，反而固守一种落后的文化心态，不断寻找证据支持在它眼中各种僵化的中国形象。像东方主义展现出的那种缺乏历史的社会，显然无法产生世界性历史事件。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

以下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足以证明文革有资格成为首要历史事件的层面上∶（1）作为共产革命史的一个新出发点；（2）各新兴国家纷纷独立后，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表现；（3）作为挑战公认的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规范而提出的社会思想。这些特点正是文革在进行的二十年（1956- 1976），深受各地人民支持的原因。我不打算在此论述文革对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因这方面我已有另文讨论。但我要提出一点∶文革作为世界历史大事所带来的冲击，是与人们如何评价它对国内的影响有关的――这种看法和从前拥护文革、现在转而伐之的人的主张相反。当文革被视为影响世界的事件时，人们比较不注意它的不良后果。反之，现在这些不良后果被大肆渲染，或许不是因为出现了甚么新证明，而是因为文革从历史事件的位置滑落，遂令它的阴暗面浮上台面来。这点稍后再论。

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有何意义？

文革是共产革命史上的首要大事。文化革命一词经过中国这一场变动而为人熟悉后，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共产革命事件上，最显著的例子莫如1920年代末的苏联。这个词和它所带来的渴望包含崇高的意义∶如果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就有两重明显的涵义∶（1）新生产模式将产生有助它达成目标的新文化；（2）革命领导层应致力创造这种新文化，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就上述两点来说，文革在逻辑上是紧随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的∶文化生活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之间有必然关系。新人类是新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

自文革以后，文化革命一词的涵盖面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扩展至普遍的革命转化经验――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把革命转化等同於由某一生产模式演变至另一生产模式。因此，文化革命被用作描述单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部演变所相应产生的文化转变、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转变、以及对於日常语言的态度的转变。换言之，文化革命的理念除了指涉特定的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外，也开展了透视文化转变的新路向。

文化革命涵盖面扩大，或许证明了文革对知识界（甚至包括那些不再把这词视作历史事件的人）的影响，不过，回溯这个词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意义仍是很重要的。文革凸显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三个需要确切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它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后不免非激进化这一公认的想法。这种想法源自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早期经验，指出一旦参与革命的一代凋零后，革命便会沦为例行公事和官僚作风，从而丧失其对抗权力迫切所需的乌托邦理想。当年文革正是驳斥这种思想的运动。这点不能和早期（如1920年代苏联）为社会主义创造合适新文化的做法混为一谈。虽然它和苏联的先例有共同目标，但文革创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进化?。

第二，文革期间这一关注达到高，因为文革是对抗原来革命的另一场革命，这大大帮助了中国向全世界推广她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以抗衡原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提供答案。文革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它运用的方法空前激烈，因为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对付新政权本身颟顸的官僚主义。文革以打倒旧文化为目标，但却以质疑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新“革命”文化为手段。由此看来，它的目标是真正革命性的，不只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政体，也对抗社会主义统治集团。在各地人民厌恶官僚化的情况下，这目标获得各方回响，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中得到现代性。文革的反官僚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是促使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而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摆脱早期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

最后，文革把马克思主义中关於文化与新生产模式（以及扩展至政治和生产模式）关系的新概念凸显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假定新生产模式和新文化之间存在关连，但语焉不详，比如，到底是新生产模式创造新文化，还是文化领域中的独立性（autonomy）造就新生产模式。由於共产党内激进派（由毛泽东领导）不满1956年建立的新生产关系的文化影响不彰，遂决意把革命向前推进，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把新一轮的革命活动锁定在文化领域。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以使文化能够承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任。在这情况下，文化中被认可的独立性不管是来自中国固有历史遗产、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游击战革命遗产、或是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后果的理论（亦是此理论赋予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社会关系的物质转化无法自动产生新文化），都无关宏旨。结果很清楚∶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角是文化转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转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独立性和经济或社会独立性的对抗，和1960年代全世界发生的蜕变相共鸣，这点以下会再论述。在此只需说∶与从经济或技术角度理解的生产模式的机械式转化相逆，它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这导出一种异於以往现代化假设（包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向。

如果光以文革和共产革命史的关系，并因此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斗争这种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学观点来观照文革，那是不足够的，因为或许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中（即使在共产革命胜利后）的暧昧地位，赋予文革具体历史特质的。若以其社会主义革命史来看，她属於第二世界；但若以其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来看，她却又处於第三世界。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独立是同时出现的，而在1970年代毛泽东受地缘政治启发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前，文革和殖民地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一致的，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我认为农村式第三世界和都会式第一、二世界对比，无论对文革社会主义的新出发，或对其革命进程的思想主张都相当重要。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必须被看为文革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今天看来它似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具体表现出新兴国家对於工业资本主义的敌意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热望，并和民族解放斗争（这到目前为止以中国最成功）思想相呼应。但它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革命论点（此为其理论基础）中找到思想依据并不重要，尽管它衍伸出有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首见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推论是尚可商榷的；重要的是，林彪把中国革命（以农村夺取城市）的范式套用到世界各国上，并突出这种革命经验的基本意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抗，是国际要关注的首要事项。它透露的讯息意味深长∶在解决世界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农业社会问题；正如要解决某一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前，先要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问题。但这讯息却不幸被文章的敌意盖过了。

在此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向工业社会宣战，亦不是它对农业社会的强调，而是它表达出第三世界社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而得的授权（empowerment）意识。这一授权意识在各色各样的发展意见被提出时显而易见，却难在资本主义或苏式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中找得到。毛主义的发展范式也许是各种发展概念中最强有力的，它在新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新生政权寻求振兴经济力量时显著地表现出来。这种范式提出∶（1）发展策略需以国家全面发展为出发点。（2）要实现前一点，就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delinking）。

第一个前提早见於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呼吁要注意全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第二个前提则在文革年代强调自力更生、避免在物质或思想上依赖外国时已清楚表明。其分析假设是根据第一个前提的逻辑，它指出如果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免以此世界体系的经济需求为依归，而忽视国内的经济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毛主义前提与中国革命渊源深厚。关於国内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已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这些前提在1960年代再度被提出，对第三世界发展思想影响深远，在这方面，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敏（Samir Amin）的著述可谓其典范。

这个新发展范式除了结构上的意义外，最后还提出隐含深邃社会意义的实质问题，这与当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的关注相呼应。像自力更生这种毛主义发展思想中心的口号，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赖外援，也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过程。这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早期发展（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概念中群众被边缘化，针对这一情况，在自力更生的概念中，人民既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按此路线构思的发展，不再由专家当家作主，而是以人民为发展过程的核心。要落实这套过程，必须把集体价值置於私人价值之上，因为合作和日常协商对达致社会目标是攸关重大的。政治上，这过程需要以日常原则来参与集体决策，为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机。劳动人民（即大多数人）亦要负责管理他们的生产活动。坚持自力更生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民主体性和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目标来管理自己的主体性。

以政治为纲（putting politics incommand）这一自力更生的状况，意味公共价值优先於私人价值。能够绝对做到公优先於私的人，必须能从内心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至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要塑造这样的人一方面要有恰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於社会转化和文化转化间存在对立，所以个人也必须致力达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因此，我们需要促进人民福利的社会机构，并确保人民忠於集体机构，但这又需要献身於恪守承诺而不会占这种机构便宜的人。最后的一种需要，不但解释了发起文化革命的原因，也解释了文革教育政策的方向。

文革结束后，这些政策在国内外均受到批评。对於文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批评时必须慎重思考所持的论据。我认为最不相干的论据是认为文革妨碍促进现代化的教育，说它不相干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评断文革政策所持的标准本身就是文革批评的对象。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教育（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建设它憧憬的美满社会。如果要指责这一种教育理想，不可能不先指责贯穿其中的社会理想，这当然与矛头指向文革的批评大大有关。若要以一种较不涉及意识形态成分的进路来研究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