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1976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中共党内干部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66年达到最高峰。这一方面是党外群众对“三面红旗”运动破产的真相了解较少，一方面是底层民众比较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当时他们正为毛泽东成为“世界反帝反修的领袖”、“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欢欣鼓舞。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这一落差，适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借助党外群众来巩固自己在党内业已动摇的地位。

“文革”开始后，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高干阶层，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迅速降至冰点；由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到1966年底的时候，已经对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动”003号通告“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i]普通民众和青年对毛泽东信仰的破灭要滞后一些，但是到四五运动爆发时，已经与干部阶层大体上同步了，其中一小部分人非毛化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远超过了高干阶层及其子女。

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信仰，在“文革”中先后受到七次大的冲击波，我们分别称之为刘少奇冲击波、杨曦光冲击波、陈伯达冲击波、林彪冲击波、尼克松冲击波、邓小平冲击波和周恩来冲击波。四五运动的爆发，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即周恩来的去世，但也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孕育发展过程。胡耀邦曾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接着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最伟大的群众基础。”[ii]

刘少奇冲击波

在“文革”中，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划分来区别他自己和刘少奇。其实，要把毛刘彻底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1943年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共的党务和组织部门就一直控制在刘少奇的手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肯定毛泽东的路线外，惟一受到表彰的人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屡有意见的不同，但只要毛泽东最后拍板，就由刘少奇去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如果全面否定刘少奇路线，就必然要全面否定过去的十七年。事实上，除了林彪直接领导的军事领域，文艺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工业部门……后来陆续被确认是“黑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文革”前的方针政策的重新审视和全面检讨。中共十七年统治中的黑暗面，就在广大群众中陆续曝光。尤其使城里的青少年感到震惊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举个例子来说，学校工友对于当时靠捡拾菜帮和树叶维持一家生计的回忆和对校领导拒绝提供生活补助的控诉，是导致当时十四岁的笔者义愤填膺地卷进“揪黑帮”斗争的直接原因。对邓子恢、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也被重新翻腾了出来，但是，当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的文本同时摊在桌面上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邓陈彭张等人比毛泽东更加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

由于十七年与毛泽东自身割不断的关系，他不能仅仅依据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彻底打倒他，因此，毛泽东、江青一伙最终是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在历史关键时刻（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担任中共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党内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包括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的刘澜涛等人），中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内战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述罪名只能说服毛泽东自己，而完全说服不了党内外群众，只是印证了林彪鼓吹的“权力哲学”，彻底败坏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信。

杨曦光冲击波

杨曦光即杨小凯（1948―2004），“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去世前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们把他作为“文革”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文革”初期，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其中政治上最敏感的人不再满足于路线批判，而进一步深入到制度批判。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iii]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iv]林彪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v]

杨曦光的文章名气最大，但并不是“新思潮”的最早文献。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vi]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vii]笔者当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亲眼目睹《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以及写在上面的大量批语，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感觉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1967年10-11月，杨曦光写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和《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1968年1月8日，杨曦光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此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周恩来、康生等曾亲自出马点名批判。杨曦光认为：“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产物，它不应当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其目标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viii]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思潮”的封杀表明，“文化大革命”就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已，不过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新权贵上台后，表现得比老权贵更贪婪，更无耻，广大群众面对特权仍然是束手无策。这使“文革”中一批最积极、最活跃、最肯动脑筋的参与者理想破灭，成为最早否定“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群人。

陈伯达冲击波

1970 年8 月23 日至9 月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扣在陈伯达头上的帽子包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虽然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文革”爆发前一年的1965年，他曾热衷于电子化，说“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还主张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电气化改为电子化；鼓吹发展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ix]1969年春天陈伯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将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认为今后工作重点应当从“抓革命”转移到“促生产”上来。他在与张春桥讨论稿子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秋反驳陈伯达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x]陈伯达辛辛苦苦起草的报告稿，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来。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京后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xi]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判，使那些期盼通过“抓革命”手段实现“促生产”目标的人大失所望。笔者在1969-1970年那个冬季曾出席内蒙阿巴嘎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讲用稿中包括以下内容：自己刚刚下乡时曾找寻阶级斗争的现实表现形式，却发现“四类分子”各个都是生产中的骨干，因而一度怀疑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才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必须辅之以对一小部分人的斗争，才能刺激和推动生产，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使我感到毛泽东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曾说过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的一项，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毫无兴趣。

毛泽东发动批陈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革”初期，林彪曾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伊林・涤西”（原名刘握中和张立才）写大字报批驳，被打成反革命。[xii]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连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xiii]他的本意是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学习的结果是，人们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

林彪冲击波

林彪冲击波，对于毛泽东神像的坍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击。“文化大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说不能在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中弥补回来，那么惟一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政治继承问题，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取代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亲密战友”却要“抢班夺权”，谋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后导致了自己一家子的“折戟沉沙”。“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的共同笔名）中的陈一阳当时致信王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