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内容提要」上海文革时期的报刊分为四类。“一月革命”以后，有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对其中的群众报刊进行整顿、整肃和查处（包括巴金家的客厅曾被某“地下报刊”的编辑所占据）。本文既是对上海文革报刊史的梳理，也可通过展示其状况和过程，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

「关键词」四类报刊/整顿/整肃/查处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即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以区别于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

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4开铅印报纸《红卫兵》。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注：1966年12月，“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被红革会等造反组织查封，《红卫兵》报停刊。）。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根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的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注：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己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办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有时也上街外卖。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以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了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以及由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主办的《造反军战报》、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有的相当精致，有的则不堪入目。但它们确实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然而，这种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织编印的“地下报刊”。

固然，这与整个形势的演变相关。据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称：自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发表后，各单位“到市革委会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资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日一12日，共用纸5114.5令印刷各种小报和宣传、批判资料。”（注：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称：“特别是10日-12日三天内，前来要求印刷的人络绎不断。印刷资料有959批，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863份，用纸1706令。印刷小报和大会专刊9种，共38万份，用纸277.5令。”）正是因为这种大批判的气焰甚嚣尘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骇人听闻，上海部分第二类报刊和绝大部分的第三类报刊（包括不断面世的新报刊），均以极大的热情和较大的篇幅搜寻、刊登此类来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闻”。复旦、华师大、上外、铁道学院、体院等院校的“简讯”几乎一天一期，四个版面也大致固定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应该承认，这类报刊的消息因为假借了“权威”，通达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然而，恰恰又因为这种“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终于催生出了第四类报刊，即“地下报刊”这一怪胎。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由于“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共中央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页。）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例如为配合前面所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注：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394页。）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趋前的，而且是独特的。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于是，报社制定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2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计划，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形成互动和互补。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另一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据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称，当时全市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有34种，已登记未出刊的有26种。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全年纸张总量为25930吨。由于文革运动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资料和传单，《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以后发行量增加，估计5月份印制《毛选》的纸张将供应不上，9、10月份出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闻纸将断档。为此，政宣组曾召集各群众报刊负责人会议，在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前提下，提出联合办报的思路：1、工人方面办一张《工人造反报》，其它司令部和单位的报纸均取消；2、中学、大学红代会（筹）各办一张报纸，中学系统各组织的报纸均取消，各大学的报纸作为校刊存在，纸张自己解决；3、由版司、上艺司、上体司等合办一张文化类的报纸；4《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统内发行。（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意见》，明确指出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四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四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5天一期，小报四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至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经批准外，其它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应该承认，这两份文件针对膨胀的群众报刊与紧缩的纸张供应，既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原则，又提出缩减造反报的对策，摆事实讲道理，确实有理有节，煞费苦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宣组的指令并不通畅，以至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例如，政宣组在4月20日的《报告》中抱怨：关于联合办报的建议，“由于认识不统一，至今还没有一张报纸联合起来”；（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在5月9日的《意见》中坦言：除批准的群众报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负责”解决出版事宜。（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在此，是政宣组的权威失缺呢？还是遭遇到群众组织的挑战？事实上是夺权以后的局势决定了政宣组站在了社会管理者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发出清理和整顿的指令；而各群众组织则站在了小团体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在形式上继续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态，在内质里却坚决维护革命造反的阵地和利益。这种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个形势发生格局性的转变才能解脱的。

7月初，市革委会政宣组曾对上海的群众报刊作过一次模底探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仍铅印发行的报纸50多种，刊物65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报纸25种，刊物36种。（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可见，政宣组“压缩”群众报刊的计划以及“不承印”群众报刊的表态，均没有得到执行和落实，反倒是大量的第三类报刊充斥着、搅动着整个上海的报刊“市场”。于是，政宣组只得借助“上海增产三百万套《毛选》的纸张没有着落”，“供应上海的宜宾、江西造纸厂因内战激烈，已停止生产。福建南平纸厂因运输阻塞，无货来沪”，已影响《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会申诉“群众组织的报纸、通讯、资料品种繁多，印数很大，重复浪费”，并重提了原先的压缩建议。（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尽管当时社会已呼吁“归口联合”、“复课闹革命”，有些系统和单位的革委会（所谓新的“权力机构”）也宣告成立，各群众组织的风头有所减弱，基础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摇动，但其构架仍在，活动继续，政宣组的这类申诉和建议仍然不能达到“压缩小报出版”的目的。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强力围剿上柴联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