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殉道者”林昭

还不只我一人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四十年前的这两个日子，是应该永远刻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心上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我们民族的“圣女”林昭受难的日子；而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刽子手来到林昭家中，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同时也就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远地！

林昭早就说过：“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的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可见这样的结局她是有精神准备的：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这个体制。但她仍然关心“死法”问题。她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下亦云不幸之幸矣”，而“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要求“光天化日之下”的“死”，“而竟不可得！”（《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以下引文如不专门注出，均引自此文）

同样是民族的良知的鲁迅（他是给林昭以精神影响的前驱者之一，林昭曾用自己的血将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在监狱的墙壁上），在三十年前（1936年4 月7 日）的“深夜里”，也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同时指出，“‘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这是“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到得要失败了”，这才“秘密的杀人”。鲁迅因此而愤言：“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写于深夜里》）。――鲁迅写的是国民党的监狱，“暗暗的死”的，大都是反抗的革命者。而现在，“暗暗的死”的命运，却落到了当年的革命者和林昭这样的追随者身上，而今天的监狱正是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对这样的结局，鲁迅虽有所预料――他就预言过自己可能被胜利了的革命者所杀的命运，但他如活到林昭的时代，身临其境，大概也会觉得更加“残酷”而“惊异”吧。

但这却是鲁迅所绝对想不到的：还要将这样的“暗暗的死”向死者的母亲明示，并索取“报酬”。因此，林昭的妹妹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母亲的反应，是真正惊心动魄的：“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詈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过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的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律法了吗？”“是谁杀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女儿------”（彭令范：《日记一页》，文收《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怀着“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和“正义感”，“舅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母亲”将舅舅的信念和遗志传给了“女儿”，女儿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却在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坚持舅舅的，母亲的，也是自己的信念，而被“新政权”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所杀害。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里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一） 林昭的道路

林昭在狱中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首先强调的是“母系的长亲”对自己的影响，称他们为“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当然首先是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为中国共产党苏州党组织的负责人，“四一二”事变后，牺牲于南京，尸体被装在麻袋里沉入长江中。她的另一位堂舅许觉民也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在中学读书时就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并获得“红衣女郎”的称号。抗战时期，她又任国民党专员，在苏州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被誉为“苏州巾帼英雄”。以后，又积极支持共产党地下工作，为其提供电台和收发场所。如回忆者所说，林昭从小在“大舅父的召唤和母亲的感染”下，就对革命和革命政党有着“奇特的亲情”（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文收《走近林昭》）。她后来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与筹组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一度参加了苏州地下党中学生支部，因此而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林昭年表》，收《走近林昭》）；在1949年以后，立刻参加革命工作，这都不是偶然的。

林昭的狱中回忆，还谈到她在教会学校景海中学读书时，曾在美国传教士带领下，“受洗进教”，并说到自己“在教会学校形养成了做事喜欢讲究效率，诸事喜欢痛快的习惯”。这也同样构成了林昭的一个重要的成长背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林昭，“进教”与参加“革命”是并行不悖，而且是十分自然的。在她的理解中，“革命”与“宗教”（基督教）在观念和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相通：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林昭说过，“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她“灵魂深处的那份人性”，这一份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都是追求爱，特别是同情弱者的博爱，追求思想的自由、独立，人的解放，人与人的平等，并且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年、青年林昭和她那一代人，“革命”就是他们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林昭考入北京大学，她理解的“北大精神”，也首先是这样的革命传统。在1957年春所写的刊载在《红楼》第三期的《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一文里，她有过一段深情的阐述，很能说明她的革命观，此文未见于有关林昭的文集中，不妨将其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变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我分明看见了一双目光四射的斗士的眼睛，和一颗沉毅、勇猛的斗士的心。

尽管是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直到倒下，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一条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将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影响林昭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感悟的，还有时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据回忆者说，林昭读过马寅初先生于1927年所写的《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并特别欣赏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远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向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参看马嘶：《林昭的人性光辉》，文收《走近林昭》）

争取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的“斗士”和献身者，殉道者：这就是林昭心目中的革命先驱者的形象；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虽釜钺加身毫无顾忌”：这就是林昭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而且她是自命为“后来者”的，她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加入了这样的“永远”为后人所“崇敬”的先驱者的行列。

应该永远为今天的北大人所怀想的，还有后来马寅初校长和林昭，都把自己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化作了实践：1959年，当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马寅初坦然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我们今天已无法知道林昭是否看到她的老校长的大义凝然之言，但她自己也在狱中发出铮铮誓言：“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寡不敌众，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我也绝不放弃斗争！

因此，尽管以后残酷的现实的教训，使她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选择有了许多反省和反思（这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详尽讨论的），但她从未有过任何的忏悔。她在狱中回顾这段道路时，这样写道：“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所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则是“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林昭显然对自己的“丹心一点”，那样的青年的反抗精神和激情，那样的“丹心为国，肝胆相照”，“热血”沸腾的年青时代，是一直心存怀想的。她之所以一再将自己称为“年青的反抗者”，不仅是因为她这时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更是表明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和激情的一种坚守。而她在狱中仍不忘“三十七年前”

舅父牺牲的日子：“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家祭》，1964年4月12日，收《林昭诗集》）林昭对从舅父那里传下的精神传统，是十分珍惜的。

当然，林昭和革命，特别是和革命的中国现实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至最后的决裂，更是不可忽略和否认的。

如林昭的妹妹所说，林昭“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个性”，林昭还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同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因此，她和革命是应该有天然的亲和力的。但她又柔弱而多愁善感，泛爱而有洁癖：这都是革命者之大忌，在中国是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像她那样，一面参加革命工作，写着《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的革命文章，一面却在私人通信中写着“今宵归梦何处，故园芳草青青。秋风深巷里，寂寞起三更”这样的诗句（《1952年10月2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自会有格格不入之处。于是，要遭到批评，“帮助”，乃是必然的；却又激起了更大的烦恼和痛苦，有诗云：“恶名素著，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辨。谁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黄莲苦”（《1952年3 月13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敏感的她显然把自己的痛苦夸大了。而这样的夸大本身，大概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吧。

林昭在狱中回忆中谈到的三大创伤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一是“在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二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三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正确’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都是从个人的境遇中接触到革命的阴暗面。因为肃反中的实际感受，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反思，则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研究许多“右派”（例如林希翎、谭天荣、刘奇第等）的经历时都有类似的发现。而对林昭来说，最让她羞愧难言的记忆，却是她在“大义灭亲”的号召下，曾以不实之词检举过母亲，据说她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了忏悔，并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收《走近林昭》）这里所说的“大义灭亲”涉及到所谓“革命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和家庭“划清界限”曾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精神苦痛（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