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中对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的分析，更进一步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极权主义模型的解释框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诠释上。

一

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ric J ）将二十世纪称作是"极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开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为"文革"）无疑是这一"极端的年代"中的极端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文革是多重经历的重叠，是多重情感的交汇，是中国现代社会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76年文革终结以降，大陆有关文革的描述与回忆性文章呈现汗牛充栋之势，但具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学术界对文革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定调，屏蔽了学术界对于文革的言说和表达的空间。中国的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是一个不可涉猎的禁区，但又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学术界有关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放开，在坚持意识形态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了更多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使得研究逐渐从政治导向转到了学理导向。

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展开文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译为中文。如Franz Schurmann 所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这对于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次惊人之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许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Schurmann，1968p.504）

这意味着诸多在文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种种预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成为西方学界寻求重建理论的一种努力。而这些努力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数据与资料的公开程度及学界的关注度等差异而呈现出了各异的学术成果。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指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对象选取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借用Lefebvre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认为文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的得益是平行的。这种判断暗合了"两个文革"的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的。通过对于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个案性的地方经验的描述，王还指出了原先比较盛行的假设――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 ）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导性影响的不成立。王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得出"（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数人在运动中其实是扮演了"逍遥派"的角色。同时由于四点原因，即（1）不一致的目标；（2）不适当的纲领；（3）畸形的传播媒介；（4）靠不住的执行机构，从而使得毛对于文革的发展完全失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毛和群众之间"偶像-崇拜者"的平衡关系，还群众以历史运动的主体性位置。通过将群众视为能动的历史行动者，作者强调了运动本身的逻辑，也完成了这样一种预设――对毛泽东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当性的批判。（Wang ，1993）

本文将王绍光的"两个文革"的思想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有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三条线索展开梳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成了一个标杆，可以接通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值文革开始四十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也是为了深入地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十年。

二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新中国的认识，西方学术界常常会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伟人"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从这一意义上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对一个"领袖魅力型权威"社会的认识。

（一）极权政治与个人权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政权关系的理解上。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预设：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二是毛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渗透。

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认识是将文革视为领导人理念的一种展示，赋予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决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观点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1992，p.2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较早地体现对毛泽东的重视，成为费正清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典型表现。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中将毛泽东研究规范化。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 ）的概念，凸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不仅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后的研究出现了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符号化的情形，并使毛主义成为了一种"类意识形态"话语。（Xiao ，2003）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中，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演变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进行交叉讨论，从而将文革的过程看作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问题）和毛思想的展开（毛主义逻辑的铺陈）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强调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嬗变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英雄史观"和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变体。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在这一叙事下，文革变成了一场封建式的"宫廷战争"，成了"帝王将相"同场竞技的舞台。（MacFarquhar，1992）

中国明清史专家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 ）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尝试综合运用王阳明玄学、公羊学说、黑格尔哲学等一众的中西方哲学思潮来透视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元素。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影响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潮之一，而没有将其视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Wakeman，2005）

施拉姆（Stuart R.Schram ）的《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一文，试图将毛主义归纳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理念；同时，他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式的道路"的求索，这使得他在评价毛时采取了二分的态度。他依然具有一种历史视角的学术关怀，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文革的资源，他甚至将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MacFarquhar，1992）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毛的一生，认为毛是一个"粗莽的哲学家"，"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提到文革时，作者同样坚持毛"在解放人民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作者力图向我们呈现的仍然是一个中国旧式君主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君主刚巧又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哲人而已。毛虽然试图建立平权，带有民主的端倪，但却具有基督教式福音主义的霸权特征。（Wilson ，1993，p.494，p.499）

上述种种研究还有很多，国内有不少译著出版，但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第一，有些作品带有比较的、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以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处理；第二，有些作品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前现代特征，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神圣化。前者丑化了中国历史，后者则简单地将中国现代历史回归到"农耕文明的乡土皇帝"时期。

（二）精英群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类研究开始将视野从毛泽东的身上扩展至其与上层精英的关系。英国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着重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十次路线斗争".在她看来，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Holinworth ，1995，p.4）她开始将文革原因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权力意志，虽然作者仍然强调了毛泽东复杂的人性特质和超绝的政治手腕对于文革发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本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逐渐摒弃简单的政治话语叙事和个人权力意志说的思维模式。

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把文革视作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是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夺势，"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两者是混在一起的"（Li ，2003，p.189）。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史料详实，试图理解毛泽东"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张，并强调正是这一理想最终形成了毛个人对抗中央集体的态势。而种种问题的衍生，例如武断专横、批反党集团、重用奸佞小人，都是基于这种"孤胆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结。作者观察到了文革发动的原因和其实际后果之间的落差，强调了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支配，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决定性力量。（Wang，2005）高皋和严家其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是文革研究领域重要的论著，它最后将文革发起的根源导向了中国对于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缺失上，从而将历史动因的探究对象由个人转向了制度，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跳出单一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桎梏，寻求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努力。

三

随着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种以文化和制度为纽带的，强调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分析框架。

（一）通过国家力量重构社会的努力

对文革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文革当中毛泽东推行的"反官僚制度与反不平等体系"等有广泛的兴趣，因为这些努力意味着通过国家或政党力量来重构社会。

首先，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摈弃了科层制的官僚体制，在运动中，所有级别的国家机构都遭到了清洗，大量的国家干部被迫劳动改造，专业技术人员受到控制；所有规章制度被取消，取而当之的是政治忠诚。此时，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大众有权来批评领导，实施了由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众来行使权力的体制革命。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吸引西方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围绕着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一个大型的行政机构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规定和专业人员就能有效地发挥功能？第二，有效的科层制与大众民主的实践是怎样的关系？中国的制度变革的实践挑战了现代管理体制中科层制的必要性。（Nee，1973；Whyte ，1973）

但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变化使对科层制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新的空间，学者们看到"反官僚体制"的努力只是暂时的。在政治上积极和忠诚的同时，官僚机制更加庞大，大众民主成为空洞的形式，专断权力更加集中在各级组织的官僚手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表明，毛泽东创立的替代科层制的大众民主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