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40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仍然坚持抢救性的“文革”学术研究。而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仅对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开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时间的考虑。口述历史选择的采访对象首先应该是历史活动的当事人，比如“文革”时期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各类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重要事件的关键人物和知情者等；其次是经历了“文革”又具有历史记忆的普通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许不出名，但他们的讲述可以从个人独特的角度深化历史的认识，或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见闻，同样有重要价值。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记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那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总之，无论是历史重要人物，还是与重要事件有关的普通人物，留下他们共同的记忆才能复原历史的整体风貌。

“文革”的参与者包括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到70、80岁的老年人。40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40、50岁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了；而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采访“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从时间上讲已十分紧迫。如果现在抓紧进行，还可能采访到一些当时的中年人；如果再拖20年，就只能采访当时的年轻人了。就我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体会而言，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采访过的吴祖光、温济泽、萧干、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文革”时都是中年人，采访时年龄在70岁到80多岁之间，他们最近几年已陆续去世了；有的采访对象正在约定当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项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和死神赛跑。

口述史的难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当事人有心理压力，不愿意接受采访；二是他们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写回忆录。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开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觉得自己就能写，还有时间，一方面总觉得别人的记录不如自己写出来的准确、完备。我有一个朋友赵诚约黄万里做口述史，黄说要自己写，还没动笔，就去世了。也有少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帮他做了口述回忆，出了书，因此就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资料。王、张、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现在，口述历史一方面可以着重抢救来自老年的当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年的当事人，如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知情者、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几年，以口述历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经受到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重视。据我了解，像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官方机构，早已着手对“文革”中的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或秘书人员进行采访。一些大学、民间机构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也开展了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学者个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障碍。更突出的问题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研究和出版严重不对称。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于内容与官方历史解说的口径不一致，没有机会公开发表，只能由机构或学者藏之名山。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官方对出版的严控极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从当事人的观察看口诉史的价值

任何历史的现象层面都比文献更丰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历史在挖掘现象层面上具有特殊的优势。

以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在中国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该书第2章第3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提到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反应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许多人搞不通有关。实际上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不过不敢表态罢了。”他还写道：“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1] 中国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说：“在原定全会要结束的8月5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 王年一、金春明没有说明他们关于“突然”的论断依据的是什么史料。

中共中央的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刘，林的地位在党内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到底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突然决定，还是早有打算？若是后者，他是一人独断，还是背着刘少奇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过？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召开这次全会，是有备而来，对刘少奇发难之前早已与周恩来等商量好了“去刘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调整方案。在毛宣读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8月4日下午，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 至于毛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将有什么变动，谁上谁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来草拟、经过毛泽东勾划的名单（即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信的手稿），只补充了一点信息，如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的意见，把陶铸提到第四位。然而，谁也没讲清楚这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决策经过。直到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才大致厘清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的决定过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的手稿之外，还使用了高本人1983年分别采访吴法宪和王力所获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谦发现，周恩来在实现毛的倒刘意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要换掉刘少奇，是周提议请林彪回来，又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义。[4] 由此可见，在毛对刘少奇公开发难之前，毛、周已经主导安排好了高层的权力重组。

那么，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对这次重要人事变动的态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不“表示拥护”吗？以前并未有文献记载过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和表现。聂元梓是这次会议的列席者，我对她作过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中与此事相关的问答记录：

问：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算是见证人，但讲的还是有些简单。比如，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谁通知你去的，是怎么个开法？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您在哪个组讨论，有没有作发言？

（聂）答：在会场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绪也非常紧张。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会特别注意谁，不注意谁。我是分在华北的北京组。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都是这样表态的。

问：刘少奇、邓小平也表态了吗？

答：都表了态，都说拥护。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报时的样子。

问：是毛泽东自己念的？

答：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拿着一张纸就那么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聂元梓她们那张大字报出来后，他及时肯定，已经50天了，没有人来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理解是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问：您当时也很吃惊吧？

答：当然吃惊。觉得刘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不是请我吃饭了吗？饭桌上，她已经点了刘少奇。说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还讲了彭真怎么对她不好。还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

问：当时毛泽东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您能不能马上就听出是指的谁？

答：能听出来。但说到邓小平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问：按说，他没有点名，中央委员们不一定都能感觉出来，尤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座吗？

答：都在座。主席旁边就坐着周恩来、刘少奇。

问：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表情？

答：邓小平在哪坐着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刘少奇感到紧张，大家都非常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这还了得！我是因为江青打了招呼，她说毛主席有重要问题要讲，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还有点准备。他们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问：谁主持会议呢？

答：周恩来。

问：主席念大字报时，你觉得周恩来知道吗？他觉得突然吗？

答：我觉得，周恩来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触几个大区的书记如李井泉，我当时感到他很愿意紧跟毛主席。有谁敢不拥护？反正我没听到谁发言站起来反对的。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问：您在华北北京组讨论，您感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吗？

答：反正整个会议，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紧张。都是积极拥护，积极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领导，还是北京市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没有不同意见。

问：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选成接班人，有没有讨论？

答：有讨论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见：拥护。

问：但是谁先提出的林彪？讨论有怎么一个过程？

答：不知道怎么就提出来了。这个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人站出来提议。

问：会议讨论，您都在场吗？

答：我都在场，就表决时不在。

问：讨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这些情况，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对领袖虽然忠诚，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观察记录。[5]

这次访谈中聂谈到的个别细节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请她吃饭、向她交底一节，应该是可信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她并未看到有谁出来对毛泽东的大字报和人事调整表示异议。这说明，不管与会者各人心里怎么想，至少他们表面上是积极拥护毛的“讲话”和大字报的。她描述的这一情节比较符合中共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习惯。关于这些事，聂元梓的回忆录其实语焉不详。我访谈时接连追问，她随口答问，这样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帮助厘清这类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口述史还可以在一些细节方面为后人提供难得的现场观察。例如，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察言观色、惟命是从，在这方面聂元梓接受访谈时说到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她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周恩来赶紧去搀扶。毛泽东要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你的身份了嘛。[6]”关于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的场面，如果不是亲历者的口述，从档案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经采访郑惠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说，邓小平1975年6月出来主持工作时，让胡乔木出面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个组负责编选整理毛泽东著作。当时这个组经常和邓小平一起读毛泽东的文章，邓时常也讲些话，并把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些什么情况和意见传达给这些人，每次谈话吴冷西都一一记下。到1975年10月邓小平被批判了，国务院研究室也组织批邓，同时还批胡乔木。别人的批判发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吴冷西却不同。他是一条一条地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了什么话。本来，胡乔木还想一般性地揭发一点，应付过去；但吴冷西这么一来，胡乔木绷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时胡乔木都在场。后来，胡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他还写了一份详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实之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比如郑惠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