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她和其他6位同事于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此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因为在“文革”初期批评工作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并且在1967年分别担任这4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1967年初毛泽东将他们5人称为“五大领袖”[1]。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5位曾并称“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人物虽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其实很短暂。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5个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2]。然而，这次召见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得不退出历史前台。[3]

“五大领袖”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那时他们的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密切相关，与“文革”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他们在“文革”中还担任过几所主要大学的负责人，了解当时大学“文革”运动和日常运行的状况[4]。他们又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与政权的关系，与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会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笔者过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3人有交往。最近，为了解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对“文革”的记忆，又分别与他们3人交谈。[5]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相差甚远。而且国内公开媒体上有关他们的信息本来就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80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这5个人的命运本身就值得关心“文革”研究的人思考，而他们的“文革”记忆中则可以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分析素材。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他们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并讨论与“五大领袖”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与想法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文革”后均被逮捕。刑满释放后，聂元梓的生活困窘[6]，韩爱晶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7]，蒯大富90年代到深圳与朋友合伙办公司[8]，收入比聂、韩多一些。由于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要采访，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但是，他们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隐形政治压力。[9]

聂元梓最早动手撰写“文革”回忆录，她在90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想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20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的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将内容深化。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2004年才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动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导致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动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中去。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完成了一篇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真的，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

我曾经对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基本上还保留着1966年到1968年时代的一些认知，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因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徵。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10] 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海内外关于“文革”的材料，但当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时，他总是说等退出商业再说。

蒯大富、韩爱晶现在并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事实上，其他历史时期的当事人往往也有类似的行为。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共同的愿望是厘清史实，澄清个人的责任。厘清史实不只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史料。蒯大富曾对我介绍了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二、当年对聂、蒯、韩的审判

聂、蒯、韩希望澄清他们在“文革”中的责任，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要看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审判定了哪些罪，另一方面要看这些审判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聂、蒯、韩当时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后来也有过一些自辩。这些自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参考。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有5条罪状：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其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其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其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其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的干部、学生。其中的前3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所谓的上海市夺权即上海市“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革命”，这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行动。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那时聂元梓并无名气，更无资格参与打击彭真的中央决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发生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会议纪录，林彪、陈毅、周恩来都作了批判发言[11]，而聂并无资格与会。就这3项罪名而言，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的中央决策而己。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任。1966年6月3日她确实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1964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聂的最后一项罪名是迫害北大师生，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证明，聂元梓对此案并无直接责任。

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比如原来高层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三、聂、蒯、韩的自辩

在这3人当中，聂元梓对审判中的罪由和量刑意见最大。她在1986年的申诉书里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13]”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聂元梓2005年11月6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刑律处理，那么A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别的场合还说：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年，政治局开会讨论“五・一六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又表示：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的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蒯大富的说法是：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14] 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了感谢，倒不是因为法官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8年。

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韩爱晶在去年12月27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率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