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1978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20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 ）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7]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1966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近10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10年之时。

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21]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22]“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