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什么叫“群众专政”？

我第一次听说“群众专政”这个新名词，是在１９６８年夏天。那已经是“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周年。

山雨欲来

有关文革的文件，都说这次大革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形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常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铁拳轻轻一挥，早就把我打倒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是一回，当时我应声倒地。到了６０年代，毛泽东主席两次对文艺界的批示下达以后，我因还身于文艺界一角的一个剧团里，虽非首当其冲，但那铁拳的阴影分明又在头顶上晃动，在所谓“（文艺）小整风”时，因剧团实行“政委制”而新从军队调来的政委，就决定先拿我开刀。对我的革命比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前了两年。

因此，我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却对这一场必将到来的暴风雨是有精神准备的，不像１９５７年时在一片整风鸣放声中忽听一声断喝――人民日报６月８日社论《这是为什么》，感到有如晴天霹雳，真的不知道：这又是为什么？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八九年间的思想改造，反复学习毛泽东著作，自以为粗通了《论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４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１９５７）等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它“给”属于“人民内部”的人们以各项民主权利，而对“人民”以外即“非人民”则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一革命理论，使千百万人，包括反右派斗争以后的我，经常陷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处境。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恐惧就是怕从“人民”划出化外，而化外之民，归诸另册，就是黑五类、敌人、反动派。有此威慑，后来受到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也算得是一项宽大处理，应该感恩戴德了。

所以，从文艺界小整风，到１９６５年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感到山雨欲来的气氛，尽管根本不知道姚某的文章有那么大的来头和后台。其后的“二月提纲”啦，“五一六通知”啦，当年都未公开发表，只是在高层，随后逐级在党内传达的，我辈并不知道。但公开的报纸广播中，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烈了，在每天以读报为主的集体学习当中，谁能没有不祥的预感？毛泽东指责过所谓胡风分子们时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但对“人民内部”的人，他不是又不断提醒要关心国家大事，听了什么要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吗？像我这样临渊履冰，辗转在“革命”和“反革命”边缘的人们，不须林彪指点“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也能感到政治气候行将多云转阴，并有暴雨大风，风力八九级间十级，这点敏感是历次政治运动训练出来的。

无怪毛泽东重视舆论动向，他本人就一贯善于造舆论，利用党报发号施令。这回又是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发难和动员，一下子把全国纳入准战时体制。正像毛泽东说过的，也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到处朗读以长革命志气、灭敌人威风的经典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像我这样明摆着的“地富反坏右”之流，在第一时间便置身火网之中。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８月５日，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定调的。在这之前，运动初起，各级党委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打外围”为务。成立了各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首先是打击牛鬼蛇神，也就是历次运动中已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原来内部控制的各种政治、历史等问题的嫌疑人，也就是“候补地富反坏右”。这时，显然是按照历次运动的惯例，“发动群众”，组织斗争，驾轻车而就熟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无疑。

就我的个人经历看，在８月上半月开了批斗会，８月下半月收进不许回家的“政训队”（几个月后我从隔离处所出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关押点，约定俗成地叫“牛棚”）。第一天进去就向我宣布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项规定》。“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就是我的政治身份了。

记得５０年代学习时，曾见斯大林批判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的观点。那时不在意，也就没有深究。如今专政临头，不免前思后想，既然这个名为人民民主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全党又是由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是等于中国共产党的专政，而且等于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专政，难道不是吗？逻辑的力量是如此地执拗。一切光荣归于共产党，一切光荣归于毛泽东，正是因为他们执掌着全国的政权，统帅着全国的专政机关――“国家机器”啊。

以革命和群众的名义

到了１９６８年，我第二次进入文革“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认为讨论或计较自己和别人所受到的专政究竟是“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乃至“领袖专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近于烦琐哲学，把心思用在这上面，真的无乃过迂乎？

因为人家说一句“专你的政”，你就被“专政”了，你还问是以什么名义不成？

要问，也好回答，“以革命的名义”嘛！

“以革命的名义”，不是随便说说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公开中苏分歧，进行“反修”论战之后，文艺界也要配合斗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率先排了一个苏联剧目，就叫《以革命的名义》，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剧中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为主角。除了这个剧名以外，还有一句台词也在演出热潮后广泛流传，那就是“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出自剧中列宁之口，后来有学者翻查列宁全集，没找到应有的出处，也许是剧作家“代圣贤立言”吧，那也无妨，总之叫大家牢记革命传统就是。

这次的“牛棚”不叫“政训队”，而叫“专政队”了。上面由军管小组领导下的“大联委”（机关内的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产物）管着，具体执行单位叫作“群专办公室”，什么叫群专？就是“群众专政”。

什么叫群众专政？

群众专政跟平常“四个念念不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异同？

我先是以为，如１９６６年“政训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许回家的“全托”，眼下１９６８年“专政队”实行“群众专政”则是早八晚六的“日托”或“走读”，因是“群众”云云，较为松动一些。后来发现是我错会了意，原来本机关也有十来个“重犯”是由群众专政办公室实施全天候关押的。之所以放我们一码，其实是技术性的原因，因为经过两年多的运动，专政对象大大扩充，一时没有那么多留宿的床位罢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称的国家机器――“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是“军队、警察、法庭等项”。看来，群众专政是军队、警察、法庭等（与法庭相联系的还有监狱）的补充。毛泽东在那前后发布过一条“最高指示”，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每个基层，如工厂、矿山、工地、学校、商店，不能一一都派驻军警、设置法庭和监狱吧？落实专政，就只能依靠那里的群众，作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耳目以至铁拳。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党专政或领袖专政时，“以群众的名义”：这样想想群众专政的由来，似乎是于理可通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汇里，“群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其含义大体与“人民”相当。这在国、共政权嬗变之际，对比十分明显。国民党一般少说“人民”，多说“国民”，或如文言只用单音词“民”，大陆电影《海霞》（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中，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潜入大陆，只因说了句“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就让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性的群众识破了。同样的，“群众”二字，国民党也不大说，他们爱说“民众”，而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政治刊物，就命名《群众》。

在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法等方面，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跟唯物观点、辩证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并列为“五大观点”，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实践的引申，都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换句话说，干革命离不开人民群众，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此就要大力做群众工作，军队到哪里，“群运”干部打前站，号房子，备粮草，保证军民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平时也不能脱离群众，而要密切联系群众，以至依靠群众，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号称党的优良传统的“群众路线”。

这一整套，是从十年内战时期的苏区和红军工作，以及白区工作的成败中总结起来的，到延安整风前后已经堪称完备。

这里，要说到“群众运动”。可以说，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在农村，是农民运动，在城市，则是工人运动和青年（主要是学生）运动（工农红军的主要兵源也是来自农民）。

与共产党的革命史不可分的，中国的农民运动，从苏区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扩（大）红（军）”，到４０年代后期内战中在党所控制地区的土地改革、参军支（援）前（线）等，都是通过发动群众，以运动方式实现的。中国现代的工潮和学潮，也是作为“第二条战线”，策应了第一条战线上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现代史上，广大城乡的群众性风潮，除了个别的自发行为（多半是短命的），凡能成些气候的，多是由共产党领导或参与领导的。

“领导”和“群众”，是中共革命结构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党是群众（首先是“基本群众”即工农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了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工人才从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工人们的抗争活动才能摆脱“工团主义”，从经济斗争跻身政治斗争。农民运动也是一样，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时，只能是分散的抗粮抗税或个人的、家族的复仇，顶多像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那样“拉竿子”，上山落草，劫富济贫；有了党的领导，才能作持久的有组织的斗争，把农民引向超出小生产眼界的远大目标，使这支力量纳入夺取政权的革命。

在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中，若不想成为革命的对象，必须承认党的领导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说过，要树立领导权，必须给被领导者以实际的利益。除了像“分田分地真忙”能让贫苦农民享受到胜利果实以外，毛泽东早在苏区时期就号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是在战时的后方，在相对和平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

“党群关系”，作为领导者的党与被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国内阶级关系总格局中最基本的关系，要做到全民“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的领导权就巩固了，政权也就可望长治久安了。这个党群关系是由若干具体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以至“官兵关系”组成的；由于“群众”除了与“领导”对应的一义外，还有“非党”即“党外（人士）”一义，因此，党群关系也还有党与统一战线中一定时期盟友（主要是一些政派的上层人物）的关系这个方面。对于后者，共产党以“有联合，有斗争”来“求团结”；而对于前者，即中下层的群众，毛泽东提醒，要“站在他们的前头”，不能跟在群众的后面跑，那就是“尾巴主义”，右倾的表现了。

１９４９年“进京”以后，以李自成为戒，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是枪杆子不能丢，继续进军东南、中南、西南、西北，二是群众运动不能丢，在新解放区城乡建党建政，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剿匪反霸，组织“工、青、妇”和“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