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回顾

作者:佚名发布日期:2004-07-15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回顾」正文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

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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