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言

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论文与头衔

回来之前，我正在UCLA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做“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委员会――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的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头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再也不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

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UCLA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

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1989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九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Gale Johnson 教授的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得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

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1995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够将全文贯穿起来的“导论”和一章“结论”了。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1996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同时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的情景，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 “离土” 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实地调查的经历，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接“地气”：水工研究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20世纪80年代我跟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工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

在本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本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气”：企业调查

其他有三个栏目与企业和企业家的题材有关。那是我回国之后第二档经济调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结果。说起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参加农村调查，最后得出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性结论之一，是农民的经济出路――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在我国的国情传统里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维系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工夫。他那篇大学三年级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的论企业性质的大文，我读之再三，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后来到UCLA听德姆塞茨教授的课，重点也是企业理论。1996年，我将那些个读书笔记整理出了一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此篇笔记――连同回国后写成的其他一些学术性论文，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其实是我为要开展的企业调查准备的“家庭功课”。

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真实企业”的机会。第一家考察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我现在还记得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当时听来令我感到吃惊的数据：平均每三个生产工人就有两名市场营销人员。我想年轻的科斯实在了得，用“市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几十年后中国一家他从未谋面的公司的特征！

走进第二家公司的大门，应该是1997年。那是上海的远东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市场订单，已经陷于破产的边缘。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的形势动人心魄：全行业55万工人已经下岗28万。我和周放生――他当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对国有企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走进当时还在外滩的纺织工业局大楼去访问朱况宇局长的时候，左边四个大字是“无情调整”，右边四个大字为“有情操作”。朱况宇对国有公司的体制病有入木三分的见地，他的谈话，概括起来也是四个字：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战出了大名堂。原来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到远东厂“扭亏增盈”的工作组组长吴玲玲，主持了两年人事，知道“扭亏”无望，一边艰苦地“料理后事”，一边准备新生。她从“远东”挑了一组人马，大家从口袋里拿出1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与朱况宇代表的纺织控股集团拿出的1 200万元现金一起，另外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责任公司”。原来我知道的国有公司，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要素都是行政调拨来的），而任何自然人与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联系。现在的新“埃通”，契约为本，经理层也是股东（虽然持股比例低了一点），这难道还不是“大名堂”？

与农村改革的经验相一致，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战“战”出来的。将货比货，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无关痛痒的“说法”和花拳绣腿的“理论”浪费时间？要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课”试试对真实发生的事件有无解释能力，再拿更多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似乎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样来来回回，外加一点“一般化”――就是总结、概括、抽象、提炼――的努力，我们还能不长见识吗？

于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瘾。有一段时间，只要山西项目没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课就出差看企业。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有一次，听说科龙的创业老总潘宁被请到了石家庄，我凌晨三点从北京起身，驱车在早饭前赶到他的住地，上午听他对河北的企业家讲科龙的历程和他的企业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龙驻石家庄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由我开车把潘总送到首都机场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说我后来研究科龙还不是“易如反掌”？

另外一次，到合肥调查一家上市公司。风雪将飞机“迫降”在南京，我等一行人坐汽车在结了冰的路上走了十四个小时才赶到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般比较困难一点，那一天看我们“长途奔波”只求一谈，接待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对我们多讲了一些话。

为了避免企业里管事的见了“北大老师”难免有些客气和敬而远之，我甚至“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们搭伴调查公司。联办投资有几位专业人员，做公司引资、融资和重组业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现在哪一家MBA也教不来的。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托，并且签了保密函，调查就比一般的大学研究项目可以深入许多。当然，参加者要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也要受到限制。不过，搞清楚问题是第一位的，发表是第二位的。为了增加发表机会而写一些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大文”，不可取也。

立足“真实世界”

以上交代的其实是本书――同时编就的另外一本集子也一样――的“生产过程”。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好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因此之故，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是直截了当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那些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是空无一物的皇帝新衣――对立起来的学者。但是科斯本人关于研究方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