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十二五”经济发展挑战解读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需要面对诸多挑战：“特色老二”的压力、需求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缺陷、要素结构的约束、城镇化的困境、收入分配的陷阱等。要增强忧患意识，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挑战变成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中央在深入分析世情和国情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判断。

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历史机遇讲得比较多，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趋势。今后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动能充足，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将加快转变，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景看好。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忽视挑战则有可能错过机遇，甚至会丧失机遇。当然，分析挑战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分类，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物价上涨、房地产调控、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等问题。这些挑战有可能是压力，是失衡，是缺陷，是约束，是困境，是陷阱。但是，只要我们增强忧患意识，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认清挑战，直面挑战，应对挑战，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挑战就会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第一个挑战：“特色老二”的压力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过去100年特别是建党9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过去5年，在自然灾害次第发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虽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遭遇了增速下滑、通胀与通缩轮番登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考验，但仍顺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任务，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2006～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0万多亿元增加到39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经济总量从世界第五位上升至第二位，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突破2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美元，2010年接近4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5年期间翻了一番。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超过1万亿斤，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货物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连续5年雄据世界第一位。我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双双上升到世界第三位。经历了数百年衰落和迷惘、一百多年抗争和奋斗之后，我国经济总量终于进入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发生过几次更替，每次更替都是在西方内部转移。即使具有基本相同的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文化背景，但每次更替和转移也很不容易，往往要经历长期竞争和缠斗，有时甚至还有残酷的战争。远的不说，上世纪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实际上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这两次世界大战，无不是围绕着争夺资源、经济利益和政治霸权而展开的。美国获得世界老大地位以来，先是纠结老二以下诸国通过“冷战”击退苏联的挑战，后是联合老二以下诸国用“广场协议”等手段约束日本发展。历史事实证明，老二的位置十分尴尬，既面临前后夹击的“压力”，又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麻烦”。

当今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进入新世纪之后，“9・11”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新经济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伴随着经济增长重心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世界性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新中国成立60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分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传统的世界格局。由于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文化背景与占统治地位的老大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中国要站稳世界老二的地位，发展“特色老二”的实力，通过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麻烦”。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新的调整。面对中国地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些国家并不甘心逐渐衰落。迄今为止，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还有大量损失尚未减记，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美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还不够稳定。发端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在拖累着欧洲经济复苏。日本经济1991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面金融危机导致近20年来长期的经济萧条，至今没有太大恢复。发达经济体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只能在低位徘徊，短期难以再现昔日辉煌。随着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分量和地位的上升，针对我国的国际压力明显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人民币升值压力预期日趋加重，“热钱”大量流入，加上非经济因素干扰不断增多，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在度过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阶段之后，对中国突出贡献的赞誉言犹在耳，“同舟共济”的承诺还信誓旦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防范、围堵、遏制中国。撇开政治、军事、外交不说，单是在经济上就有许多动作。近来，西方发达国家把货币贬值作为促进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继欧元大幅贬值后，美元也大幅贬值，日本强力干预汇市。不久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强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威胁将征收27.5%的关税。几个月前，美国再次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企图通过美元贬值冲销美国债务。由于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元贬值肯定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要迎难而上，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挑战：需求结构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消费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一次暴露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发轫之初的大好机遇，创造性地用好用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低成本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通过“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1978～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约为20%。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40%左右，2007年达到66.2%。2010年出口总额高达15.78万亿元，超过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拖累外部市场需求萎缩，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把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奠定在出口需求上。由于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发达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加速调整外部不平衡，全球供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加上国内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约，未来我国出口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风光。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潜藏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推动，增加投资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1978～2010年，资本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1%，年均贡献率达到50%以上。2003～2008年，投资率年均超过42%。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2008～2010年仅中央政府就新增公共投资1.26万亿元，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7.58万亿元，其中2008年17.28万亿元、2009年22.48万亿元、2010年27.81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5%、67%、70%，2009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5.2%。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

消费不足是内需的最大顽症。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却低于同期经济增长，更低于投资增长和净出口增长，消费与投资失衡越来越严重。由于居民消费慢于经济增长，使居民消费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9年下降为35.1%，下降了12.7个百分点，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近两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大国内居民消费，但效果并不明显，20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比2009年还回落2.1个百分点。由于市场不成熟，未来消费市场还存在由外商和舶来品主导的危险。

“十二五”时期，怎样驾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实现从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下大力气降低投资率，稳定出口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优化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推动出口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就成为需求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三个挑战：产业结构的缺陷

建国之后，我国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但还存在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的问题。

第一产业不稳。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的地位得到加强，但农业、采掘业等基础产业抗风险能力较低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关键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削弱农业。我国人均耕地1.38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要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占全人类22%的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现代农业的中心功能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目前，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管理体制等方面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已经影响到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产业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发展，传统制造业比例偏大，现代制造业比例偏小;普通资源型产业比例偏高，技术含量产业比例较低;重工业增速持续快于轻工业，钢铁、电力、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目前我国虽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上仍然处于中低端，先导性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管理方式粗放，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恢复生产，在压缩库存同时，又出现了新一轮产能过剩，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致使传统的粗放式扩张重新显现。

第三产业不大。“十一五”时期，我国第三产业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明显滞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提高2.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提高3.4个百分点;但并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69%的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平均72%的水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与国际水平比较差距更大。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2009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服务业中占比仍高达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