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深度解析欧美债务危机

访谈背景：2009年以来，欧美债务危机就一直间歇性地掣肘全球经济复苏。近期，伴随着法国、希腊大选，欧债危机再一次成为市场焦点。尽管西班牙已决定向欧盟寻求帮助、希腊最终留在欧元区，欧洲四国达成千亿救助计划，但上述事件对市场信心的提振有限，欧元兑美元仍然维持在1.25左右的较低位置。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披露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仍然低迷。欧元区6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平于46.0，仍大幅处于临界水平以下，核心国家德国6月ZEW经济景气指数-16.9，为1998年10月以来最大降幅。经济的持续低迷势必进一步削弱相关国家的偿债能力。同时，美国债务问题也可能是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因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24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1.3%，而如果美国政府不在税收与支出方面做出重大变革，那么至2017年即便美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仍将占到GDP的5%，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和医疗支出增加，此后结构性的财政缺口以及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仍将仍将进一步提高。看起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演化路径仍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美国信用评级受到影响甚至再度遭到调降，全球经济复苏道路将更加坎坷曲折。

深度解读：欧债危机、美国债务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产生和发酵反映出怎样的结构矛盾，以至于迟迟无法解除？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著名金融学家巴曙松研究员。

关注欧债危机

国研网：您认为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结构性的原因使得欧债危机迟迟无法消除？

巴曙松：从标志性事件角度看，欧洲债务危机始于2009年12月评级机构惠誉对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的调降。应该说，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国家独有的财政问题，而是在一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长期影响欧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增长的一些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和缺陷。主要原因有：

第一，高福利政策与经济增速不匹配导致财政负担过于沉重。

南欧国家沉重债务堆积的根源由来已久，长期高福利支出与财政收入不相匹配导致长期的结构性赤字，是债务负担持续积累的主要原因。欧洲福利主义模式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福利国家这项具有创新性的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当中增加了调和性，使社会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缓冲，从而稳定了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趋势，致使福利国家曾经有过的盛景不在。欧洲整体的经济能够保持在过去二十年中保持大约2%的长期增长，但国家之间经济潜在增长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但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却仍然一致。高福利带来的支出与某些国家经济增长所能够承受的支出能力不能够在长期当中保持匹配，因此，欧洲福利主义模式本身包含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其中一个基本矛盾是所想和所得的矛盾、福利的普遍承诺和国家有限能力的矛盾。

第二，统一的货币、分化的财政以及固定的汇率制度使欧洲国家在经济调整中存在更多难题。

首先在一个国家公共部门遇到沉重的债务负担时，通常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进行汇率贬值来稀释债务，并借助本币贬值刺激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危机。但欧元区的难题在于，不同的财政困局被统一的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所绑架。同样的难题在美国可以被定量宽松所化解，而在欧洲，在财政状况难以在短期改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多方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博弈并花费大量时间来确定，就成为欧洲债务危机迟迟不能够被根治的原因。除此之外，设立欧元区时的财政制度在此前并未能成为有效约束各国财政状况的工具，例如， 2003年底德法意葡四国出现超标赤字而未受到任何惩罚，欧元区范围内对各国财政的约束限制本质上是形同虚设也是财政赤字削减不力的重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作为一个经济联合体，内部的经济分化必然带来欧元的不稳定，但欧元却只能对外表示出一种汇率，而这样的汇率却主要由欧元区内两大强国德、法的经济基本面情况所支撑，却并没有反应其他经济增速更弱一些国家的情形。因此德法两国的财政与经济将承担起对于整个欧元区的救助难题。当更大的经济体问题恶化需进行救援时，实际需要考验的是欧元区内德、法等经济运行更稳健的国家承担成本的意愿。

最后，欧元区的问题之一是它并没有给成员国提供一个平稳、有序的退出机制，而退出机制的缺乏恰恰是引发投资者对于欧洲可能在混乱中结束危机的猜测的最大原因。成员国如果决定退出，那么无论对于退出国还是留存国的潜在成本都将非常高昂。因此，欧元体系暂时还没有解体的危险。但正是由于缺乏这一必要的退出机制，使得欧洲在面临这一此前并未被充分考虑的危机时显得措手不及。一旦欧元区最后被迫采取解散的形式来终结危机，则无序违约、汇率市场的紊乱，以及各种对违约的法律界定的混乱将对欧洲经济形成更为负面的冲击。

国研网：也就是说，一个方面是福利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欧元区机制设计存在内在缺陷，是这些结构性的原因导致欧债危机可以得到一时一地的缓解，但很难从根源上加以解除。

巴曙松：是这样的。这些机制上的缺陷也使得金融动荡的急性病，变成了财政方面的慢性病，目前欧元区各国都在处于自身的利益在进行角逐，德国等一直呼吁的是推进财政的统一和整合，而希腊等国家对财政统一的抗拒心态，也促使国际金融市场上有不少机构认为或迟或早，希腊如果不愿意进行财政的统一和结构的改革，就可能是或迟或早地需要从欧元区退出。当然，在目前的欧元区的各项法规中，还没有关于如何退出欧元区的规定。

国研网：我们也注意到，欧元区领导人也采取了包括注资等措施来加以应对，但似乎总是资金不够。据您分析，解决欧债危机需要的资金规模有多大？在资金的筹集和分配方面存在哪些困难？

巴曙松：目前确定的欧洲央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合计7,500亿的整体救助计划可以满足希腊、爱尔兰，以及可能的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融资需求。但是，作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债务负担十分沉重。意大利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其中外部融资规模超过1万亿欧元，未来几年仅利息负担占GDP比重就超过4%。西班牙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虽低，为43.4%，但由于经济疲弱，这一比率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预计2011-2013年为弥补其预算赤字和债务到期所需要的融资需求达到3,500亿欧元。

如果稍作分类，救助欧债危机，一个是救助本身需要的资金，另外是建立防火墙、防止危机传染所需要的资金。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危机国家自身采取的措施。

在具体的救助资金来源上，既有国际机构和国际社会的救助，也有欧元区自身的相互救助。目前看，IMF试图在救助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是依赖IMF进行救助必然会使欧洲国家必然会面临新兴市场国家的权力要求，那就是：IMF依然是在欧美的主导和控制之下，新兴市场国家如果要出资救助，就需要享受与其责任一致的权利，特别是要争取享受与欧盟成员国的一样的权利，而目前的基金投票权中，欧元区各国显然占有过大的投票权。目前公布的欧洲救助IMF的注资计划中，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关注和批评。

在欧元区内部，救助活动争议的关键，是因为德国公众认为自己在救助中承担了过多转移过来的危机成本，因此对救助持反对态度。德国等核心国是有救助的实力的，目前的挑战主要在政治层面。

任何金融危机的解决，无非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危机诊断――根据诊断对经济金融体系进行调整――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损失――金融体系取得再平衡。目前看来，市场处于损失分配的阶段，危机要过去，必然需要有人承担更多的损失。

许多认为德国应当出手救助的决策者认为，欧元区为德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德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因为德国马克整合在欧元中也回避了升值的压力，欧元的贬值反而促使德国的出口更为强劲；德国的债券之所以广受国际资本欢迎，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内的有的国家的财政状况太弱，正是这种财政比较弱的国家的存在，才使得德国的债券如此受欢迎。有测算表明，如果德国马克类似瑞士法郎还保持独立货币形态，德国的年度外贸增长就可能会从此前的平均18%大幅降低到10%的水平。换言之，德国应当认识到，自身在欧元区获得的种种好处，也潜在地意味着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损失分配，不然也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银行体系安全和经济增长前景。

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需要等待市场出现动荡了，才可能引起德国公众的反思，意识到如果不救助，最终危机扩散时，最后买单的还是德国，这样才可能会对救助行为产生认同，因此，在形成共识之前，市场的大幅动荡在所难免。

同时，欧元区的被救助国家也需要建立清晰的财政纪律和自我财政约束行为，才可能有助于德国公众以及外部投资者在救助行为上达成共识，如果不进行任何的结构改革就只是一味试图争取外部的救助，其效果会很有限，而且容易引发广泛的争议。从目前的进展看，不同国家的内部调整进展差异很大，速度很不一致，同时政府决策显著滞后于金融市场的调整速度，都直接制约了救助共识的达成。

国研网：以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和希腊选举为标志，欧洲政治的左翼势力似乎有所抬头。您认为这些偏向民众压力的势力的增强会对欧债危机演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巴曙松：我认为欧洲政治的左翼势力抬头，必然会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化解带来新的看法和分歧，但是，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周期看，这些政治家在选举时提出的激进口号更多为了吸引选票，但是当真的变成执政者和决策者，他们往往就不得不变得更为务实，因此我认为这些左翼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同样也会采取更为务实的决策态度。

国研网：请您展望一下未来欧债危机的发展前景。比如，一些人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西班牙将在10月份左右迎来偿债高峰，到时欧债危机将更加严重。

巴曙松：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应当说是欧元成立以来经历的一次考验，在此之前，欧元总体上是在大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运行的，欧元如果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冲击，就会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欧元区内在的一些缺陷，也是需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推进的，否则，在偿债高峰时期到来时，各种外部和内部的注资和救助只能救得了一时，但是不可能一直依赖外部的救助而不推进内部的改革。

关注美国债务问题

国研网：让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美国债务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听证会多次指明美国赤字问题是经济复苏重大威胁。您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巴曙松：我们认为美国的情况是债务问题，还没有到全面的债务危机的程度，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因为美国依赖其美元霸权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市场，因而美债实质上并不存在偿付与流动性上的问题。截止至2011年底，美国债务为15.2万亿美元，占GDP规模为100.4%，财政赤字规模为1.3万亿占GDP规模8.6%，远远超过国际上通用的60%与3%的标准线，但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从债务融资的安全性角度来讲，目前美国并未遇到债务危机，相反却呈现出可长期持续发展的债务融资模式。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债务规模极为庞大，以及在临近提高债务上限时两党之间的政治纠葛在未来极有可能演变为政治危机，这也是此前标普调降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的债务危机是潜在中的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处理其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国研网：美国债务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

巴曙松：我们认为美国目前沉重的债务负担主要由长期的结构性赤字以及金融危机时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支出综合引起。当网络泡沫危机结束了美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长达近20年的“大稳定”增长阶段后，美国经济从高增长时期开始逐步过渡到较为平缓，甚至是开始显现出自然衰退的迹象。由于受到97-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面临着内生性经济增长缓慢及外围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境况。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试图采取以减税为主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利用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的目的。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