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兴：贝克（Gary Becker）所继承和发展的经济自由主义

编者按：原文为繁体，文本转换为简体字难免有所纰漏，烦请广大读者指正。

一、前言

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师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老师同时为二十世纪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言人，也都曾获颁美国非军事人员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奖章（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当代坚守经济自由主义的两大阵营，其间的往来相当密切。贝克曾於1990-1992年担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海耶克（F. A. Hayek）於1947年为宣扬包含经济自由在内之古典自由主义所创立之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会长。[1] 然而，他在其一生的著作中却未曾提过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如孟格、庞巴维克、米塞斯、海耶克等人。[2] 他的这点坚持引起了我对於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好奇心。

的确，我还未读过他的自传或他人写的传记，[3] 无法从其一生的经历去了解他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只能暂时摆开对这些资料的倚赖，企图从他的学术著作直接去管窥一二。支持我选择这方向的信念，除了必须暂且接受「观其行胜於听其言」的传统智慧外，另外就是：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相对於其他学者更愿意系统性地经营自己的理念。换言之，我假设经济自由主义萦绕着贝克一生的著作，而他秉承的使命就是以他自己的话语去阐释和传播它。

早在贝克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Walter Block就直接地比较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不同。[4] 他关注的是政策见解上的歧异。然而，我无法假设一位经济学大师会因为政策见解的歧异而漠视长期的战友--除非这些歧异已足够掀起双方系统性思想的对立。然而，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本就处於亦敌亦友的关系，其系统性差异亦早为双方学者所认知。[5] 那麽，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贝克相信自己完全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因此，本文将从这角度去理解贝克所继承和发展的经济自由主义。

除了这节我将的前言外，第二节将先从贝克的家庭的经济分析开始，说明他如何在回答马尔萨斯（T. R. Malthus）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提出之看不见之手定理（The Invisible hand Theorem）的批评下继承经济自由主义。第三节探讨经济自由主义者要如何进一步拓展该定理之应用范围的问题。第四节将论述贝克如何成功地将该定理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个人对於孩子的需要以及对家庭的需要。接着，第五节将讨论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何继续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个人对公共财与公共政策的需要，以及贝克在此拓展过程的贡献。在最後一节的结论里，我除了对贝克卫经济自由主义的毅力表达敬佩外，也遗憾他所奉行的芝加哥学派之方法论限制了他的努力，让他所信仰的经济自由主义无法跨过个人对於老年的安全需要。

二、  家庭的经济分析

扼要地说，经济自由主义始於亚当史密斯以看不见之手定理终结了寻找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能和谐相容之解药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看不见之手定理出自於《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一段话，[6] 而这段话主要在於释《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所举的关於屠夫与面包师的例子。[7]

二十多年後，备受凯因斯（K. M. Keynes）推崇的马尔萨斯提出反驳，并称道：个人为追寻老年的生活保障而多生几个小孩的结果，将使得社会新增人口总量超过粮食产出的增加量，造成低所得阶层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8] 他要说的是：个人追逐自利的结果，未必能造福整个社会。不错，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谈过这种可能後果。但如果个人的自利行为仅局限在市场机制下，就如屠夫在市场卖猪肉和面包师在市场里卖面包，看不见之手定理是成立的。[9] 该定理成立的前提是「在市场机制的运作范围内」（简称「市场下」），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述并非在市场下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马尔萨斯认为低所得人们会在所得增加後多生孩子。改用贝克的话说，他们对於孩子之需要的所得效果为正。这可是早过贝克两百多年的「家庭之经济分析」。其实，古典经济学的探讨范围并非局限在以货币交易之市场内，譬如亚当史密斯就在课堂中讨论过私有财产制如何引导社会发展一夫一妻婚姻制度。[10] 贝克的《家庭论》也讨论这些议题，只是改以新古典学派的数学分析模型去论述。

在《家庭论》里，贝克也同意孩子属於正常财，其需要会随着家庭所得的提升而增加。他指出马尔萨斯遗漏的是相对价格的替代效果，也就是：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後，家庭对孩子的需要会减少。由於近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所得都来自薪资，而薪资又是扶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因而所得与对孩子之需要（数量）的统计观察就呈现负相关。此外，贝克也在书中讨论了家庭制度的经济效率。他认为，在私有产权同时也是父权制度的社会，能够以经营厂商之能力之经营婚姻的人，可以同时经营几个家庭，直到其边际产出等於其边际成本。换言之，这时最具经济效率的家庭结构并非一夫一妻制度。贝克在处理家庭制度所采用的方式和处理家庭对於孩子的需要的方法都是数学上的最适化。因这方法的背後假设是父权制的社会，所以他能推导出不同於亚当史密斯的结论。

三、  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马尔萨斯对亚当史密斯的反驳虽然未能成功，却意外地指出看不见之手定理必须跨越以货币交易之市场（简称「狭义市场」）的发展方向。如果跨不出此市场，亚当史密斯的答案也就只能应用在狭义市场内的有限范围。人类还有许多的需要并不是经由货币交易而获得解决。因此，除非我们延伸市场的狭义定义，否则看不见之手定理注定跨不出「市场」，而这也将限制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

海耶克提出延展性市场（Extended market）的概念，将市场的概念延伸到所有容许以自由进出方式解决个人需要的平台。[11] 在自由平台内，个人提供（他生产的）广义之财货，也在以双方情愿接受的方式获得他需要的广义财货。这广义财货扩及个人生活上的所有需要，除了狭义市场内的商品与服务外，也包括语言、货币、法律等，以及贝克在家庭论中探讨的孩子和家庭。由於广义财货已不再受限为以货币交易的商品与服务，因此，在延展性市场内的交易手段也从狭义的货币与价格之交易延展至契约与规则的遵守。由於这些延展性市场的运作长期符合经济自由原则，他论述到，不仅让个人实现其对语言、货币、和法律的需要，并藉以发展个人潜能外，也带来人类的高度文明。在延展性市场的概念下，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是可以延伸到语言、货币、和法律之需要。

回顾上节，如果我们以延展性市场来看待个人对於孩子的需要，那麽，贝克的分析已清楚地指明：当我们考虑到孩子的扶养成本时，个人的自由决定并不会给社会带来马尔萨斯式的贫穷陷阱。在将这延展性市场并入一般的商品市场後，他成功地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延伸到对孩子的需要。同样地，在对家庭之需要的延展性市场里，他也留下如下的分析结论：只要个人对家庭的决策不受限於一夫一妻制度，其最适的选择可以发挥他的最高生产力，同时也带给社会最大的产出。他很成功地把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延伸到个人对家庭的需要。

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范围愈大，经济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也就愈大。贝克的家庭论将经济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由一般商品的需要延伸到孩子和家庭的需要。如果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将个人的所有需要都纳入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范围，就能够给苏格兰启蒙问题一个彻底而完美的答案。的确，除了上述的讨论外，人类还有许多的需要，如对公共财、老年安全等，还等待着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去论述看不见之手定理的适用性。

四、  不肖儿定理

贝克视孩子为耐久性消费财。个人得自孩子的效用来自於见到孩子的成长、健康、与快乐，而这些项目的未来表现则决定於家长和孩子共同进行的家计生产。然而，孩子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工作的意愿与能力。家长如何让孩子在未来能拥有更好的成长、健康、与快乐？贝克问道：在一个包括父权主义的父亲和自私自利的孩子的家庭，他们的自由行动能否带给家庭（或称父与子组成之「社会」）最高的效用？这可是典型的苏格兰启蒙问题。

如果父与子对其产出各自拥有财产权，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他们会各自努力的可能性。但在一个父权家庭，孩子对自己的产出并没有财产权；他的产出都必须交给父亲。贝克发现：如果父亲对孩子的爱够深，也就是当他接收孩子的产出时，不仅能深刻体会孩子所付出的边际成本，还会分配给孩子的消费财多过於他的产出。这样的结果能使两人的效用都达到最高，因为孩子发现最後获得的分配高过其边际付出後，就会增加其付出，直到其边际收入等於边际付出。

在父权家庭内，可以理解贝克为何不讨论在家庭内实施计画经济。在经济自由下，孩子自己决定工作，也自己决定消费；但在计画经济下，父亲决定孩子的消费，也决定孩子的工作。贝克的例子都不是这两种假设，而是让孩子自己决定工作，但其产出必须交给父亲，并让父亲分配消费。由於父亲在分配消费上以权力替代市场，即使最後的结论也是个人利益与家庭（社会）福祉的和谐，但逻辑上已经偏离了看不见之手定理的论述方向，甚至离开了经济自由主义。贝克称此为不肖儿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在父亲深爱孩子的父权家庭（组织）下，个人追逐自利也能带给社会最大的效用。[12]

不肖儿定理关注的是权力在组织内的运作，不同於看不见之手定理关注的是自由交易在市场下的效果。那麽，贝克以权力替代自由交易是否意味着：当一个社会以权力组织取代自由市场後，只要绝对权力者对一般子民的爱足够深，不肖儿定理就可以替代看不见之手定理，成为回答苏格兰启蒙问题的答案。尤其要注意的，这答案的应用将毫无范围的限制，因为权力已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会宣布一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通常是他的个人效用函数），然後以极大化分析最适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而避开存在於不同效用之间的协调问题。相对地，不同效用之间的协调问题，因受限於协调的机制和运作环境，其有效性常遭人质疑。如果这臆测是对的，那麽，经济自由主义就全盘地败给强调父权思想的中国传统式的仁治主义（或称民本主义）。

我最早是从张清溪对国民党党产的研究中学到不肖儿定理，但他（和其他的学者）关心的重点是党中央与忠诚之高级党员的关系，而不是对普遍党员的关心。[13] 我和干学平将此逻辑用以探讨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要求集全国资产于皇权，但也要求皇帝必须爱民如子。[14]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民本主义配合著井田思想，成就了所谓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或称「亚洲价值观」。不肖儿定理的中心假设是「爱」。「爱得够不够」决定民本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爱的真诚性难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