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中的主义与问题

"平等"和"自由"是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关键范畴。作为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对应物，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关于经济民主的争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表现形式及其意识形态背景都是特殊的。

在中国，经济民主之争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经济民主的主要倡导者是林子力、蒋一苇等学界前辈。这一时期的经济民主之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没有在思想界产生明显的影响1。第二次热潮由崔之元在1990年代中期推动，并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回击。这场争论在《二十一世纪》、《读书》等刊物上展开，被视为"新左派"浮出水面、知识界开始分裂的标志之一2。近年来，随着崔之元、汪晖等人连续地围绕经济民主或社会民主阐发立场、展开论述，经济民主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掀起第三次热潮3。

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1990年代进行的直接交锋，第二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近期展开的间接对抗。近年来，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民主之争的第三次热潮中集体缺席，其结果是此次争论成为新左派的独角戏。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两派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实际上，在对立格局已经固化、经济民主成为新左派所主张的民主的核心内容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改变立场，他们的缺席应该被理解为"默杀"或"腹诽"。换言之，经济民主之争仍然在持续，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很明显，和当下的怪异对阵相比，1990年代的激烈争论的建设性要高一些。

作为左右两派在经济民主问题上的一次全面交锋，1990年代中期两派的争论主要围绕"在当下的中国提倡经济民主究竟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鞍钢宪法』的背景和效果"等问题展开4，没有深入地讨论推行经济民主的具体途径。但更为重要的是，除个别例外，关于经济民主的近期研究仍然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设计，而是停留在原则讨论的阶段。崔之元关于"国有资产收益归公"或"全民分红"问题的讨论当属为数不多的例外。但是这些讨论也是高度理论化的，并没有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5。一言以蔽之，无论从论战的表现形式，还是从论战的主题来看，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都具有中国特色：这一论战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左右对峙的基本格局，也体现了中国思想界避实就虚的论述风格。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以上述形式展开的原因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就前者而言，在全国性、权威性、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具有"同人团体"性质的学术圈子。这些圈子往往横跨不同学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即使没有持不同意见者参与，这些跨学科的学术圈子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就后者来说，对于经济民主、特别是对于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经济民主这一议题持有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非常尖锐，以至于屏蔽了与"甚么是经济民主"和"为甚么要推行经济民主"相关联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问题。在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如何推行经济民主"这一重大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借用五四时期的术语，"主义"对于"问题"的屏蔽使论战双方失去了通过对话来磨砺己方主张的机会，扼杀了双方求同存异、共同推动改革进程的可能性。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以对话来实现左右两翼的和解并形成共识，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这样的环境下，沟通左右两翼关于经济民主的认识似乎无异于天方夜谭，任何试图从中立的立场来讨论经济民主问题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健康发展而言，左右两翼的相互激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泛左翼的一员，笔者对新左派对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持续关注一直怀有敬意6。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自由主义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而且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别，因此不能排除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在除去意识形态的屏蔽，进入具体问题的层面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现左右两翼的对立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方案有可能为破解当前的改革困局提供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界关于经济民主问题的讨论横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主题纷繁，内容复杂；崔之元等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近期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不是本文可以胜任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只是从平等--经济民主论的逻辑起点--出发来讨论阻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经济民主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的意识形态背景，展示被意识形态之争屏蔽的、可以让两派展开讨论的具体议题，推动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政策的落实。

一、"主义"的对决

在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背后，存在着两组"主义"的对决。其中一组"主义"的对决的影响是直观的，而另外一组"主义"的对决的影响则是隐秘的。正是这样两组"主义"的对决左右了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走向，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是"精英主义民主观"和"大众主义民主观"之间的对抗的表现。精英主义民主观依托的是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以来的主流民主理论，强调以竞争性、周期性选举为核心的多党间对抗和结构性制衡；大众主义民主观继承的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马克思的民主观念，其要点在于"人民主权"或"人民民主"。很明显，这样两种民主观之间存在强烈的张力。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正是从前者出发，将经济民主斥为"放浪形骸的概念"7，而王绍光也正是依据后者将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视为对古典民主精神的背叛和矮化，是背离"真正的民主"的"赝品"8。在这样两种几近南辕北辙的民主观支配之下，论战双方自然很难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主流民主理论之所以可以称为"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因为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在主流民主理论的框架之下，政策只能由选民选出的少数代表来制订。至于卢梭和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之所以可以称为"大众主义民主观"，是因为其试图建立一种在政治上可以让众多平民直接参与或发挥更大作用的制度框架。在主流民主理论家看来，所谓"民主"，主要指政治民主或竞争性的选举机制，其他形式的民主，比如韦伯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倡导的产业民主和社区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不但和政治民主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且只有存在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才有讨论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主流民主理论家认为，所谓"经济民主"远远超过了产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共产主义经济"9，是对政治民主的彻底否定。持精英主义民主观的学者排斥经济民主议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相反，在新左派看来，古希腊民主是民主的源头，其特征是以抽签选举和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而所谓"现代民主"，不但通过在民主之前附加"自由"和"宪政"来限制民主的范围，而且通过代议制和竞争性选举来排斥大多数人的参政机会10。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他们主张重建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即推动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并主导的民主。但是，这?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人口远远超过古希腊的现代国家推行直接民主。尽管新左派理论家试图在现代社会重新挖掘抽签选举的价值，但是这种思路的可行性显然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活动和广大民众直接相关，所以经济民主自然成为新左派极为重视的议题11。

进一步说，如果两种民主观的对立塑造了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基本格局，那么"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分殊则将两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放大。这?所说的"市场主义"是指中国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市场观。这种市场观推崇私有化和自由竞争，主张政府的介入应该局限在健全法制基础、维护社会信用等方面。因此，这种观念的持有者强烈地反对国家对于经济自由的限制。客观地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市场观不同于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是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以美国式市场经济为主要参照系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认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民主问题的思考。

精英主义民主观和市场主义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但是国家主义在逻辑上却并不是西方新左派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正是西方新左派兴起的基础之一，在西方新左派理论家之中与国家主义保持距离、甚至对其采取排斥态度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中国的新左派理论家在整体上却对国家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热情在以下两方面只能形容为异乎寻常：

第一，尽管新左派理论家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对于市场机制之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却构成了他们的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在崔之元那?得到了最为理论化的论证，并在王绍光那?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展开。在崔之元看来，公司有限责任制、中央银行制度和破产法在美国经济中遇到的挑战意味着西方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预算软约束"现象，"看不见的手"的范式不是完美无暇的12。因此，彻底的私有化不是最好的出路。相反，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下，保留国有企业并开展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竞争才是理想的方案。如下文所述，崔之元主张的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分别和国有经济以及合作社所体现的组织原则高度重合。因此，他的论述实际上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意味着中国需要走经济民主之路。很明显，由于为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意义上的"经济民主"预留了空间，所以他的论述并不直接指向国家主义。但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论述方式也为国家主义打开了大门。实际上，崔之元关于经济民主问题的近期论述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作用13。相对而言，王绍光的一系列研究强调中央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强化财政能力、集中权限，以回应变化了的中央-地方关系、抑制市场化所产生的问题，其国家主义色彩更为明显14。

第二，一般来说，市场、国家和社会是市场经济中的三种主要协调机制。因此，对于市场机制的批判并不必然导向国家主义。但是，对于市场机制持保留态度的中国新左派理论家对公民社会的负面评价则显现了其国家主义立场。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公民社会的发展是连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中间环节15。换言之，公民社会的发展构建出对政治权力的"社会制衡机制"，从而为多元主义民主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达尔（Robert A. Dahl）的民主思想的精髓16。但是，在中国的新左派看来，公民社会理论忽视了阶级因素，高估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制约功能，其意识形态的基因是自由主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或许可以提高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但是未必可以带来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行"站在人民立场的国家干预"，改造公民社会。

二、被"主义"屏蔽的"问题"

上述两组对立的意识形态迭加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呈现出特异的形态：这种迭加使左右两翼在经济民主问题上表现出结构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使双方难以对"甚么是经济民主"、"为甚么要推行经济民主"和"如何推行经济民主"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形成共识。

对新左派来说，"甚么是经济民主"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依据崔之元的定义，在宏观上，经济民主旨在将"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旨在促进企业贯彻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提高经济效率18。上述定义既有描述型定义的成份，也有揭示型定义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逻辑上，"为甚么要推行经济民主"这一问题先于"甚么是经济民主"而存在。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除王绍光的简略分析之外，新左派似乎没有直接论述为甚么要推行经济民主。在王绍光看来，推行经济民主的原因有二：第一，人类生活的很大部分是在工作场所度过的。因此，如果没有工作场所的经济民主，那么即使政治生活是民主的，人们还是无法达到自由的状态；第二，经济民主的缺乏将导致收入、地位、掌握的信息等方面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