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他刺痛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正文
无视数百名经济学家多年来的呼吁，诺贝尔委员会永远错失了这位有足够诺贝尔奖成就的经济学家，或许只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在官僚化的学术界这是无法宽恕的“原罪”，或许还有更经济学的解释――例如，他口无遮拦得罪了诺贝尔委员会赖以生存的政府及依赖政府资助的大部分学术机构。总之，塔洛克，这位带着白羊座（不承认任何权威）天王星（学术）和水星（表达）的水瓶座（1922年2月13日）巨星，2014年11月3日辞世，享寿92。我认为他很高兴抛开这个世界，在刺疼了我们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之后，他最喜欢说：who cares！全世界官僚政治的批判者们最早感受到塔洛克的锋芒，今天，在他辞世之后，他们预言人类必将同样但更苦涩地感受到塔洛克的锋芒。
以《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市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经济学家大卫，是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儿子（1945年2月12日出生），化学和物理学双学位，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从未在法学或经济学课程上修过任何学分，现在加州大学圣克拉校区讲授法学。大卫在“脸书”以及他的主页“观念”，2014年11月4日，写了一段符合他和塔洛克性格的纪念文字，结尾讲述了他与塔洛克最后一次对话，我的译文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多年前在乔治.梅森大学，我告诉他说我听说他要出版一本书收录他被学术期刊拒绝的那些文章。他笑着点头。于是我继续问他何时推出第一卷。”
2014年11月10日，保守主义政治期刊《Human Events》发表了一篇纪念塔洛克的文章，作者是竞争企业研究所（CEI）的总裁Lawson Bader。他谈及塔洛克的粗鲁，有时不近情理，但却使被刺疼的人关注真相与常识。
大多数追忆文章的作者都会提及塔洛克对经济学有超常的直觉，他们说他是第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因为，确实比贝克尔更早，塔洛克运用经济学原理解释政府行为，是在1962年，与布坎南合作，著名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1986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布坎南经济学奖时，主要的依据就是这本书。认识他俩的人（例如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Don Boudreaux）都这样说：布坎南和塔洛克是经济学家当中的列侬和迈卡尼，只不过，列侬的音乐实验失败率极高而塔洛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向披靡。布坎南自称是“田纳西农夫”，性情温和，思维缜密，谨言慎行，与塔洛克恰成互补。他俩的合作延续几十年――在此期间塔洛克倾力主编《公共选择》才使这份期刊享有今天的学术声望。
不论如何，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法学学位，1947年，然后加盟美国外交部（国务院）派驻天津。从中国返回美国之后，他在耶鲁大学和科奈尔大学完成汉语训练，再获派驻香港和首尔的外交情报部门，直到1956年退役。由于这一时期的切身体会，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商务印书馆2012年中译本“官僚体制的政治”），迟至1965年出版，由布坎南作序。次年，1966年，塔洛克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目光转向学院派学者们。他注意到大学和研究机构日益或许日益迅速地腐化着，究其理由，他指出，政府资助是“祸首”。任何学术机构都希望有更多的资助――意味着有更丰裕的资源，但政府资助不仅意味着学术研究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领域而且必须得到政府希望的结论。这是常识，人之常情，但学术界还是要等待塔洛克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1967年，他在一篇讨论关税的文章里提出了关于“寻租”的经济学理论。不过，让学术界也开始讨厌寻租的，是在1974年，国际贸易经济学家Anne Krueger的文章“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society”（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
行为经济学家也感谢塔洛克，因为他喜欢观察中文名“煤山雀”的小鸟的行为，并指出这些小鸟的行为符合需求定律。在蜜蜂传奇之后，塔洛克的这项科学研究成为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或更广义而言，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的经典。也难怪，1990年代中期学术界创设“社会生物学会”时，他是共创主席。今天，塔洛克的煤山雀研究，成为“演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或“好像理性”（as if rationality）的案例之一。
他似乎性格如此，不喜欢学院派的生活，他讨厌生活的官僚化，而学院派生活确实在迅速官僚化。当然，非学院派的生活，有代价，例如很难得到学院派（包括诺贝尔委员会）的承认，又例如，学术论文充满创见却缺乏严谨于是拒稿概率很高。但是，我们都承认，塔洛克这些创见的效应，在他离开之后，还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呈现给世人。
原文发表于：《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