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提 要〕本文把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概括为九个，其中“重农抑商” 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但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关键词〕中国 经济法律传统 社会盛衰 道

一，本文解题

在讨论主题前，有必要就本文涉及到的几个关键词予以说明。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经济法律传统”。虽然从文字和逻辑上可以说，“中国”一词涵盖了传统和近代以来的中国，但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转折，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社会中的各项传统，包括经济法律传统，随之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断裂。因此，我们今天谈论中国传统，往往是指传统中国的传统，而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则称之为新传统，以示区别。同样道理，本文中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实际是指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传统，亦即中国社会固有的经济法律传统。之所以在“中国”前省略了“传统”二字，为的是按习惯从简而已。那么，“传统中国”的界限又如何划分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从法制角度出发，一般是以清末“新政”，亦即实际从1905年开始的“变法修律”划界为宜。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型改制的开始，“变法修律”使中华法系最后解体，现代型法制开始确立。因此，本文中的“传统中国”，具体是指清末“变法修律”以前的中国社会。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法在西方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那么，清末“变法修律”以前的中国有“经济法律传统”吗？从现代经济法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从而危害竞争而需要国家干预以保护竞争的视角说，传统中国没有这种严格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传统。然而，如果从经济法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计划来说，传统中国非但有这方面内容丰富的经济法律，而且历史悠久形成传统。只是为了避免与现代经济法概念相混淆，笔者把传统中国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不直接以“经济法”相称，而是统称为“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制”。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涉及到土地、赋税、工商、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等，相对来说，土地、赋税和工商（含专卖）法制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主体。[i] 还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称“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不是说某项具体的经济法规，而是指在历史社会生活中能够传承下来具有支配性的那些经济法律思想、制度和习惯。它们具有历时性和共通性，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中最基本最持久的特征和倾向，亦即“传而统之”的意思。

在本文中，与“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相对应的主题词是“社会盛衰”。毫无疑问，这里的社会盛衰是指传统中国的盛与衰。一般认为，传统中国在十八世纪以前都不落后于西方，总体上还有所超出。[ii] 这是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系统来比较的认识，如果从中国这个系统内部来观察，可以发现传统社会本身是有盛有衰的。在传统中国范围内，谈论盛衰总有一些标志，虽不精确，但人所共识。[iii] 因此，尽管中国正史上记载的盛世和民间的传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西周、汉、唐及明清中前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同时，所有的盛世就像行人登山一样，到达顶点后就是下坡路，衰乱之世往往随之而至。本文的任务一方面是概括中国经济法律的传统，另一方面正是探讨它们与社会盛衰的关系。

二，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概括

中国经济法律有哪些传统？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进行概括，这本身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研究不够深入且不必说，见仁见智还是个大问题。但要分析，必须概括，否则只有放弃。因此，这里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试着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作一些概括。

笔者把中国经济法律传统概括为九个，这样的概括是否恰当，还有待检验。首先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一大传统，即“重农抑商”。“重农抑商”不是简单的经济法律思想，而是贯彻在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政策和制度中的基本国策，各项经济法律制度和传统都是在它的指导下形成的，实际上它是维系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纲。有关这一传统，笔者在后面还要做详细分析，暂不深究，容后再论。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二个传统，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农业的命根子，传统社会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此，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本固则邦强”。因此，以农立国成为传统中国最大的国策，有关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传统中国其他经济法律的基础。如西周的经济法制就直接建立在“井田制”之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法制变动，无不与“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化潮流有关；受土地私有化和兼并的影响，汉代经济法制尤其是专卖制度成为突出的方面；唐代前期的经济法制基本上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展开的；中唐以后一直到宋元明清，历朝经济法制总是直接、间接以“租佃制”土地法制为基础。要之，传统中国的各项经济法律制度都与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内存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似乎也是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与王朝更迭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第三部分的分析中可以获得足够的认识。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三个传统，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为中心。财政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机器，包括皇室、行政（官僚机构）和军队等，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存在和运作的物质保障。赋役法制就是保证赋役实施的法律制度，同时又是传统中国官方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力杠杆。赋役法制定的是否合理，实施中能否得以贯彻，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盛衰，甚至影响一个王朝的兴亡。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和经验，我们在中国王朝的兴亡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历代王朝都把有关财政的赋役立法作为经济法律的中心任务来对待。从西周开始，赋和役，也就是各种租税和力役，包括劳务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兵役、徭役、杂役等，一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给予特别关注的经济法律问题。理论上，“轻徭薄赋”是传统中国赋役法追求的目标。这不仅因为它是民众的期待，也是王道政治理念的体现。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时期有所表现外，如汉代的“什一税”制，唐代的“租庸调”法，明、清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其他时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赋繁徭”和“苛捐杂税”，所谓“苛政猛于虎”是也，而这一点正关系着社会的盛衰。

以国家控制和干预为特色，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四个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经济法律中颇具特色，突出表现在官方运用法律手段对工、商进行管制，对市场进行干预，必要时直接进行控制。例如，西周是统制经济，国家通过礼法直接控制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即专卖法和平准法在齐国出现；汉唐时期的均输、平准、五筠六、榷酒、社仓、义仓、常平仓，特别是对盐、铁、茶的禁榷，即专卖，成了国家利用法律控制和干预经济的有力制度。其中，对盐、铁、茶的禁榷，成为宋元明清专卖法制的原型。国家控制和干预是一个影响至今的传统，从国计民生讲有其合理性，从社会稳定讲有其积极性，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是一个双面刃，用之恰当有益，反之有害。例如，传统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私营经济的不发达和专制政治的长期存在。这足以引起人们警惕。

与国家控制和干预有直接关系的是，经济法律以刑罚为主要手段，这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五个传统。依现代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手段主要是经济和行政性的，只有当经济违法达到犯罪时才给予刑事制裁。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刑事性，一切不法行为，包括不符合国家法律的经济行为，都被视为犯罪，所以经济法律以刑罚为主要手段。譬如，唐代的均田制主要是由唐令规定的，但违犯唐令则由唐律来处理，唐律是刑法典，依唐律处理即是依笞、杖、徒、流、死五刑处罚。如《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出现这种情况，形成这样的传统，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上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iv]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六个传统，即对经济犯罪制裁的严厉化。这一传统与前一个传统相关。如上所说，由于经济违法被视为犯罪，因此刑事制裁本身即是严厉化的体现，但作为传统它还不止于此。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传统中国对经济犯罪制裁的严厉化，一是重罚，二是连带。所谓重罚就是对不守国家经济法律规定者，一般要施加经济、行政和刑事三项处罚；经济重者可以抄家，行政重者可以没官，刑事重者可以杀头。此外，还有连带。所谓连带，就是对经济犯罪的制裁不是一人犯事一人当，而是往往牵连到与当事人有关系的其他人，如家人、亲戚、长官、同仁、师生，甚至同乡、同学等。历史上的多次法令和大案都反映这点，如汉武帝的“告缗令”，唐代王涯的“榷茶”，朱元璋时期的“钱粮”案等。

笔者要提出的第七个传统，是经济法律规定中的责任制和数量式精确化。这一点让人颇感意外，一般而言，传统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具有综合、直观、模糊的特征，缺乏西方科学中的分析和精确，但这只能作哲学上的理解。传统的中国经济法律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制，而且独具数量式精确化。在责任制方面，最著名的是“物勒工名”制度，即凡为官方制作者，包括工匠、主管和长官等相关人员，都要在完成的物件上刻上姓名、身份等，表现对此负责，一有质量问题可依此追查。这项制度自西周以来就成为传统，一直为历代经济法律所继承。[v] 在数量式精确化方面，突出的是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在有关度、量、衡、时间、空间和人工工作量，以及对“赃罪”的价值额的计算上，都运用数字并且精确到了古代社会数量计算的最小单位。如秦律对量制计算到“升”，误差1/20之一升要处“赀一盾”的处罚；对衡制计算到“铢”，若黄金误差累计1/2之一铢，即旧制1/48之一两，今制1/30之一两，同样要处“赀一盾”的处罚。[vi] 又如，唐律对时间计算到“刻”，对空间计算到“步”，对“赃罪”的价值量计算到布匹的“尺”。[vii] 责任制和数量式精确化是中国经济法律的一个优良传统，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继承。

国家利益中心主义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八个传统。可以说国家利益是贯通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一根主线，虽然在各领域中的轻重分布有所不同，但各项经济法律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其中专卖、货币、对外贸易可为典型。我们可以对外贸易为例。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两种，一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谓之“互市”；一是海外贸易，谓之“市舶”。对这两种贸易，传统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比较重视，因此都给予了相应的法律调整，意图通过法律满足国家的各种需要。从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分析来看，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如禁止兵器和钱币流入周边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