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

[内容提要]：始于西汉（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来得以维系和延续，故而体现出其典型的宗教之魂。本文将探究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交往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论及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并对这种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及意义加以分析、评价，由此明确指出宗教对于丝绸之路的价值，使人们能够以史洞今，为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关键词]：丝绸之路；宗教；中外文化交流

公元前138年（西汉建元三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启程出使西域，拉开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历史戏剧的序幕。此后张骞两次西行，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通路，形成了相关国度“使者相望于道”的频仍来往，推动了欧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交流。

在前后近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中，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为此，有必要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及其传入中国加以充分描述和认真分析。

一、丝绸之路上的佛教

张骞西游大月氏时始知印度之名、“始闻浮屠之教”，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遂从印度传入中国。其最早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西域传入佛教。此后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之说，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故建有白马寺。这一时期的西域乃佛教热地，不少佛教高僧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土流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亦应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在此前后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西域僧人还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其中不少人都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

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入后中国人西行求法之路，从而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形成呼应和互动。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而沿丝绸之路西往的中国僧人则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为始。此后，以陆行丝绸之路西游、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与此前后时期的西行者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经的玄奘（602-664年）和义净（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东归译经的感人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经乃是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之历史本源。

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佛教得以传入中国的“大乘”（大道），而这种佛教传播的来往亦使丝绸之路充满生机、显示灵性。“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一次，它进入中国后，很快便被中国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生根开花，使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二、丝绸之路上的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该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故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华故“始谓之天神”。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推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东传，并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一度盛行于西域，如在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曾广为传播，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所推崇和推广。陈垣曾指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年），该教曾获得独尊之位，被其统治者带头奉祀，灵太后曾以“化光造物含气贞”之诗句赞颂该教，而其它祭祀崇拜却被废止。北齐、北周时也流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为该教之专指，而“胡天神”则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因该教兴盛而广建祆祠，统治者为之设立萨宝府和祀官，如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3]当时初传入中华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曾被误为来自波斯的该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经教”之称，随之亦以具有“日”、“火”蕴涵的“景教”来显示其光明之意。

丝绸之路既通西域，域外来华的“胡人”率先将琐罗亚斯德教传入，故管理祆祠的萨宝官职一般也由“胡人”担任。这些祆教徒主要来自粟特、波斯、以及今为撒马尔罕地区的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等，“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书・西域传》），其来华经商或定居者将此信仰亦带入中华，并逐渐影响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传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并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尤其在沿丝绸之路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该教影响颇大，信其教者包括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这一信仰的蛛丝马迹。[4]

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都曾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其在华兴盛于隋唐，后因伊斯兰教的强力传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对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产生了长久影响，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视之外，由其信仰礼仪习俗等演变发展的穆护歌、胡腾舞、胡旋舞、泼胡乞寒戏、拓壁舞筵也成为广为流传的文化遗产。

三、丝绸之路上的犹太教

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因为犹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踪迹所在亦是其犹太教到达之地。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但在丝绸之路所发现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则多为7世纪至14世纪之间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也有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记载，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国，达于西海”。[5]而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乔寓定居之事实的，主要乃宋代开封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

犹太教在华始称“一赐乐业”教，为今“以色列”的同音异译，亦有人解释为此名乃根据明太祖的旨意，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态度。[6]而中国古代民间则将之称为“挑筋教”，其寺为“挑筋教礼拜寺”。而关于犹太人在华名称的记载及其演变，陈垣曾指出，“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元史语解》易术忽为珠赫。……术忽或称主吾，又称主鹘。”“至于一赐乐业之名，则起于明中叶。如德亚之名，则见于明末清初。犹太之名，则见于清道光以后。术忽之名见于元。《元史译文证补》又谓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7]

在华犹太教基本上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及其延伸路线来发展，到达开封的犹太人在宋代乃是从古波斯一带出发东进，沿途经过了西夏及西域其他国家，故有来自“西域”之说。但亦有人对犹太教来华持“天竺”之论，即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而来。记载开封犹太教的文献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记》称其“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经寺记》则说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为此有如下解释，“西域说就是波斯说，天竺说就是印度说。”[8]这两种说法都证明犹太教不是从其本土直接来华，而是经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在其沿线各国如中亚、印度等居住、生存，然后才辗转来到中国。这就使犹太教的来华传播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及宗教意识如此强大的犹太人及其犹太教却通过平缓的融合同化而在中华大地上消失，这已成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追溯、思考之谜。

四、丝绸之路上的景教

如前所述，景教之称本身就显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为其本原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是经历了其在波斯的嬗变才传入中华的，故景教在华初被误传为火祆教，“景”字本身亦与“火”字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称“波斯寺”。景教的传入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直接相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陈垣认为其初传乃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9]不过，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陆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朱谦之指出，“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10]应该说，景教在当时是活跃在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的一大宗教。

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唐会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毁佛灭教打压后，景教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而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扩展继续在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在蒙古人统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11]

宋元之际景教的发展不离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而且其影响的重点地区多在西域，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与发展曾给远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带来种种传闻和希望，如12世纪的欧洲曾流传东方有一位“长老约翰王”（或称“祭司王约翰”）信奉景教，曾率军远征波斯和米底等地与穆斯林交战，并攻克爱克巴塔那，只因底格里斯河涨水才阻止了其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一传说是欧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纪派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纪的西欧通过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来往及关联。

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里可温”的表述所取代，尽管人们对“也里可温”的解诂颇多，其共识为基督教之称则无异议。陈垣曾考证说，“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