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禅外说禅》 第13章 禅的影响（上）

第13章禅的影响（上）

13．1关于影响

禅是佛家一个宗派的人生之道。它属于佛家，因而修持的目的相同，至少是基本上相同。小异是达到目的的办法。这有客观原因，是为了能存在，能延续，不得不中土化，不得不向世俗靠近。化，近，产生异。有人特别看重异，于是也就特别看重变，说禅的骨子里已经是道家，甚至以不守清规的僧人为证，说其末流成为纵欲主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切人间事都要变。变有大小：大，改动基本；小，不改动基本。在这两类变中，禅的变是小的，是修正，不是背叛。即如与道家的关系，禅吸收道家无为、任自然等成分，是因为两家有相通之处，这是取其所需，不是尽弃其所学而学。因此，纵使吸收，大别还是照旧保持着，这大别是：道是基于“任”之，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自然，这是就根本思想说；至于表现于外，那就可以五花八门。但性质还会有分别，以自由无碍为例，同样的行为，甲没有动情，是禅；乙动了情，是败道。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所以还是佛家一路。这禅的一路，由隋唐之际算起，经过唐宋的兴盛，元明清的风韵犹存，一千几百年，在文化的领域里活动，势力相当大，这有如风过树摇，自然不能不产生影响。

最明显的影响是各地有许多禅林，有不少人出了家，到那里去真参禅或假参禅。这是禅门之内的事。本章所谓影响是指禅门之外，譬如城门失火，城门不算，只算被殃及的池鱼。

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事物，现象难于理出头绪，讲因果就更难。禅，作为一种人生之道，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关系，绝大多数是思想方面的，想条分缕析，说丁是丁，卯是卯，太难了。难而勉强求索，有时就难免臆测，因而会错。为了避免牵强附会，只好取其大而舍其小，取其著而舍其微。

思想的影响，有如水洒在土地上，四散，浸湿邻近的土。

能浸湿是水之性，邻近的土受影响不受影响，可以用是否浸湿来检验。同理，其他事物是否受了禅的影响，也要用是否吸收了禅之性来检验。禅之性是什么？人人可以意会，可是想明确而具体地说清楚却不容易。勉强说，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认识”方面，是：世间尘嚣可厌，应舍；自性清净，见性即可顿悟，即证涅。二是“实行”方面，即如何立身处世，是：悟后一切随缘（近于万物静观皆自得），自由无碍，并可化逆为顺（视不可欲为无所谓）。三是“受用”方面，是：心境湛然，不为境移，不为物扰，无烦恼。四是“表现”方面，是：因为深入观照，体会妙境，无执着，所以言行可以超常，有意外意，味外味。总说一句，是有世外气，有微妙意。

以这样的禅之性为标准，来检验它的影响所及，像是问题不大了。其实不然。其中一个很难解决，是池鱼方面，表现像是与禅为一路，但究竟是否即来于禅，有时也很难说。难说，一个稳妥的办法是少说，就是上面说过的，要取大舍小，取著舍微。此外还有范围问题。我一直认为，禅的影响面远没有净土大，因为悟要有比较多的知识资本。这是说，难于扩大到士大夫以外。就是士大夫，绝大多数热而冷不起来，恐怕也是相识并不相亲。不过，情况也可以由另一面看，即所谓耳濡目染，没有多少知识资本的，也未尝不可以受些影响，如琴操是地位卑下的歌妓，传说与苏东坡参禅顿悟就出了家。

此外还有程度问题。程度深的可以是真正逃禅，浅的就不过是官场失意之后，作两首淡泊的诗，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罢了。这类问题，也只能用取大舍小、取著舍微的原则来处理。

这样的一些问题撇开之后，为了头绪清楚些，想把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方面的，另一类是生活方面的。这一章谈前一类，包括属于哲学领域的道学和属于文学领域的诗学。

13．2道学

道学，也可称为新儒学。儒学分旧新，是就演变的形势说的。总的形势是，治学重点由外而转向内：旧儒学多讲人伦，偏于外；新儒学多讲心、性，偏于内。旧儒学指唐以前的，主要是先秦和两汉。那时期，儒学着重讲怎样处理日常生活，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再向外推，乡党，以及行路之人，要以情理相待，出发点是仁义，如有过或不及，则以礼节之。多讲要如此如此，很少问为什么要如此如此。问为什么是走向哲学或说玄学的倾向，孟子有一些，如讲浩然之气，讲不动心。到《中庸》，像是更有意往这条路上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是仍然是小国寡民，没有多少人在这方面深思苦索。

新儒学兴起于中唐，因为想考索行为的是非、善恶的由来等问题，于是深入钻研“性”，并由性而钻研“天”。这是追求仁义或善的哲理的根据。然后当然是以之为指导，决定应该如何“行”，即如何立身处世，以期超凡入圣。这种深追的风气到宋明更加兴盛。主题包括天（大自然或存在）、人两个方面。天是宇宙论，研讨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这弄明白了，可以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是解决了知识的疑难，花花世界，千奇百怪，溯本推原，原来如此；另一是，人在天之下，或天之内，天明白了，就可以知人，即可以确知应该怎样生活。在这方面，宋朝道学家费了极大的力量。自然，都只能坐在屋子里冥想，乱猜。依常识可以推知，猜的结果必不会一样。于是而有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这里统称为“道学”），都以为自己独得天人的奥秘。这是一笔非常复杂的帐。

其实，由现在看，也无妨说是一笔胡涂帐。幸而这里不是想算这笔帐，而是想说明，一，消极方面，如果没有禅，也许就不会有这样大讲心性的新儒学；二，积极方面，新儒学讲天理人欲，讲良知良能，确是受了禅宗大讲自性清净的影响。

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是新儒学由唐代起，许多大大小小的名家，都自负为纯正的儒，与佛不同，而且大多排佛。与佛不同是事实，如不说人生是苦，不绝情欲等，都是荦荦大者。但其时禅宗的势力太大，有关修持的理论和实行方面总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来用用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借用，他们大概认为这是顺着《孟子》《中庸》等向下钻的结果。这自然也不错。不过钻，顺着近于禅的一条路走，而不顺着其他路走，说是未借它山之石，总是勉强的。回到本题，说影响，消极方面的“如果没有”来于悬想，难得讲清楚；下面专说积极方面，道学，由唐朝起，主要的各家都受了禅宗什么影响。就本书说，这不是重点，又，如果谈各家，略深入，就会陷入各式各样的排列抽象概念的泥塘，而所得，至多不过是知道公婆各有各的理，有争执，就不免都有所蔽。为了经济实惠，以下讲影响情况，都以“略”（只及其大）和“浅”（举要点而少辨析）为准则，全豹一斑，算作举例。

13．2．1李翱复性

讲唐代道学，一般由韩愈讲起，因为他是排老（道）、佛，树立儒家道统，所谓拨乱反正的人物。他作《原道》，本之《大学》，讲正心诚意；作《原性》，想修正孟子性善说而发扬光大之。其实这位韩文公，声势大而实学少。如排佛，还为作《论佛骨表》而贬了官，可是有时又不免偷偷地向禅师们飞眼色。《原性》，看题目是谈大问题的大著作，可是内容却肤浅得很，说性有上中下三品，上者善，中者可导而上下，下者恶，这是孟子加告子加荀子，是乡愿劝架的办法，凡举起拳头的都对，调和派。他还说到情，也是有上中下三品，与性相配，跟着调和。调和，有好处，是兼容并包；但也暴露出弱点，是东拼西凑，缺少主见。

所以由李翱讲起。李翱，字习之，与韩愈是师友之间的关系，可是后来居上，在谈性方面，造诣远远超过韩愈。这与禅大概有些关系。韩愈，传说与大颠（宝通）和尚有点交往，从大颠弟子三平（义忠）那里受到点启发。李翱就不同了，与禅林交往多，如《五灯会元》卷五还为他立了专条，称为“刺史李翱居士”，算作药山惟俨的法嗣。那时他任鼎州刺史，据说是仰望药山的道行，请而不来，所以亲往请教。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是道”，药山用手指上下，然后释义，是“云在青天水在瓶”（意思是道无不在，各适其所适）。

另一问是“如何是戒定慧”（意在知修持的方法），药山答：

“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李翱不懂有何深意，药山进一步说明：“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这是地道南宗精神，要重根本，不为常见所缚）高高深深的是什么？推想不过是自性清净，见性即可成佛。

性这样重要，他不能不深思，其间或之前，当然会想到儒家的“性善”，“天命之谓性”等，于是感而遂通，写了《复性书》上中下三篇，用儒家的话大讲禅家的内容。如：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虽有情也，而未尝有情也。”性与情对立，与儒家的传统说法不同。孟子道性善，说恻隐之心是仁，恻隐不是情不动。《大学》说：“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爱恶并不妨害性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于情，只要求发而中节，不要求不发。要求不发，寂然不动，是禅的修持方法：去染污以明本来清净的自性。圣人是先觉者，觉则明，否则惑，强调觉，觉即悟，也是禅家的。尤其有情而未尝有情的说法，是禅家机锋的翻版，孔孟是不会有这种怪思路的。

用复性的办法以正心修身，这是变人伦日用为禅的冥想的内功。这内功最好有哲学或玄学的根据，于是到宋儒就更深地往心、性里钻，更深地往天理里钻，新儒学的空气就越来越浓了。

13．2．2程朱理学

宋代道学，程朱以前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他开宋明道学家深钻天人关系的风气之先，画太极图，作《太极图说》以说明之。目的是解答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问题，于是说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五行，然后化生万物。这由现在看，都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但可以谅解，因为：一，所想解答的问题，虽玄远而与喜深思的人人有关联；二，直到现在，我们虽然有了大镜子和小镜子，以及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可以满人意的解答。只说与这里有关的，古代《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讲天地之始是从太极开始。周敦颐于其上加个无极，有人说本于宋初的陈抟，如果是这样，陈抟是不是还有所本？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佛家的“无明”。周敦颐还说太极是理，五行是气，人事太极之理，具五行之性，理气对立，与禅宗的自性与染污对立相似，也可算是为以后的程朱理学写了个引子。

其后还有邵雍和张载。邵雍，字尧夫，谥康节。他于太极之外，又引来八卦，画的图更多，设想的更复杂。张载，字子厚，号横渠。他所学杂，先喜欢谈兵，听范仲淹劝告，改读儒书，也读道书和佛书。后来立意以儒贯之，作《正蒙》，讲气，讲理，讲性，还讲天人合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名言就是他说的。他自信为得儒家之正，批评佛家“语寂灭”，不“可与言性”，其实这样反复讲性，与禅宗的重视见性总不当没有一点关系。

宋代道学，到二程才趋于成熟。二程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人都以周敦颐为师，并吸收内外学各家，重穷理，重修身，成为程氏一家。但二人的学说又同中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