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宗教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外交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军事、科技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宗教是美国社会中最重要、最广泛、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从都市到乡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深切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宗教。美国的国歌中，写着“上帝保佑美国”；美国的钞票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美国国会开会，要在牧师的祈祷声中开始；美国的军队中配有专职神甫、牧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自称信仰上帝、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自称属于某个宗教团体、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每天祈祷、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每周去教堂参加礼拜。风格迥异的30多万座教堂遍布美国城乡各地。许多美国人出生后要在教堂接受洗礼、结婚时在教堂举行婚礼、去世后要举行宗教葬礼。各种各样的宗教电台、电视台、报纸、互联网站从早到晚宣传着宗教信息；宗教的书籍、音乐、影视作品随处可见。由宗教团体创办或具有宗教背景的私立大学、中学、小学被认为是美国质量最好的教育机构。美国一半以上的慈善事业与宗教组织有关。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

具有如此深刻而广泛影响的美国宗教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政治与外交产生影响。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美国化了的基督教世界观、价值观构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了能够有效维护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评价体系，这是宗教得以影响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社会大背景。其次，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神学塑造了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思想基础。除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等西方国家流行的政治理念之外，美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受到上帝保佑、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在人世间体现上帝的意志、要将基督教文明推到全世界、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的天命思想和“拯救人类与世界”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构成了一种美国人特有的宗教性的自我感觉和意识，即所谓的“天定命运”观。这是美国人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先辈继承下来的传统，它来源于基督教的救世主义和清教徒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政治、外交政策的基调，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思想的根源。对此，美国人从不隐讳。美国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带有美国特色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道德源泉。美国的历史不长，但作为美国社会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传统却源远流长，这是美国国情的一大特色。

美国之所以会如此，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形成的历史有关。17世纪初，一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清教徒怀着强烈的宗教激情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他们不是经济难民、不是政治难民，而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的宗教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以“上帝选民”的身份，在北美殖民地这块“被上帝拣选的土地”上，建立“山上的城”，向世人彰显“基督的光明”。

清教徒强调《圣经》的权威，相信“预定论”，恪守禁欲主义，富有冒险开拓精神。他们坚信他们可以实现上帝的计划，促进教会的兴旺发达。清教徒为上帝效劳、努力进取、自我奋斗的精神与后来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信仰和实践中的重要原则――原罪说、契约论、《圣经》权威说、公理制及选民观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清教徒倡导的教会自治的管理原则，孕育了美国人最早的民主精神，对后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可以说，美国不是一个由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按照血缘关系、生活习性、地理位置、语言文字等因素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为了保持某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把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各种文化背景的移民凝聚在一起、融化成“美国人”的纽带是宗教信仰。美国从建国之日起就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之上、为基督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以实现基督教理念为目标的国家。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到今天的美国总统，历代美国政治领袖都相信“只有在神灵指引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对付国家将要面对的挑战”。美国人特有的“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观是宗教在美国政治与外交思想上与生俱来的DNA，基督教的价值观是推动美国建国的原动力，也是美国建国以后主导其政治、外交与社会生活的主线。

宗教影响美国政治、外交的途径与机制有其自己的特点。从法律上说，美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但政教分离是指宗教团体与国家在组织形态上的分离，不是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事实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宗教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宗教影响政治的具体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方式并非是宗教在组织上对政府的参与，而是使用各种方式向立法、行政部门的决策者表明宗教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使决策者能够采取宗教的价值取向，最终影响政府或立法机构的立场。宗教影响政治的行动平时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一旦汇集起来，就会对美国的政治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例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八十、九十年代的“亲家庭”运动。此外，在反对战争、消除贫困、环保、反对种族歧视、堕胎、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改革、减税、解决移民身份、枪支控制等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上，宗教团体的意见举足轻重，是美国政治领袖所必需重视的。

但宗教真正得以影响政治的途径不是公开表态、施加压力，而是通过参与选举，用选票说话。美国的各级政府首脑、议会议员、社区机构、社团组织领导，都是选举产生的。在选举中，作为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教会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使宗教在看似无序的茫茫人海中极为有效地对各种政治问题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宗教信徒的选票，有效地对政治与政客施加影响。由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既是选民又是宗教信仰者，任何人要想在美国政治斗争中取胜，就都必须得到宗教的认可与支持。在总统大选中，宗教信徒的选票十分重要。2000年小布什总统的当选和2004年的连任，福音派宗教组织和宗教保守派信徒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两条主线”。“现实主义”是指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而所谓的“理想主义”则是宗教道德原则。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全球战略，必须符合宗教道德原则？因为“美国把外交政策同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合而为一，外交成了实现美国人美德和使命的手段”。乔治・布什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维护世界和平。因为美国是这个星球上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唯一民族。”

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外交，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无论什么时候、美国政府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战略，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必须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教会和宗教信徒（同时也是美国选民）把一切问题都与宗教信仰挂钩，然后用宗教道德标准进行衡量。美国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成功地制约着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迫使政府和国会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宗教和宗教信仰者的需求。例如，美国民众高度重视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事件，政府不得不有所回应。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规定国务院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有关各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美国总统必须对该委员会的报告公开表态。国务院也据此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从宗教自由的标准方面提出意见。2011年10月，为了应对宗教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中日益增加的影响，美国国务院设立了由各大宗教教派代表组成的“宗教与外交政策工作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评议，提供咨询。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宗教道德在美国不是法律，但却具有权威而独特的道义约束力。

因此，宗教影响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最佳方式是在教会组织内部不断提升和强化宗教信徒的宗教信仰、巩固宗教作为美国社会道德标准与价值观源泉的地位。近年来，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与地位受到了世俗化、多元化的极大挑战。青年一代的信仰淡薄，许多传统教派持续衰落，传统宗教道德标准不断被突破（例如同性婚姻在越来越多的州得到承认）。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宗教在美国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的地位难以撼动，宗教作为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作用难以为其他体系所取代，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仍将会在美国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影响美国的政治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