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莉：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道号有三：虚空、通济、一济。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早已为学界所熟知，由于其著述内容包罗丰富，故从不同角度研究其商战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教育思想、人才观等方面的成果数以百计。但是相比之下，对郑观应的道教信仰研究却很少，至于其信仰与经世实务的关系研究更付诸阙如。某些研究郑观应道教思想的成果中，曾提出郑观应道教信仰的终极关怀不限于自身逍遥，而是中国的前途。但对于这一关怀对郑氏经世实践的影响及二者关系未有提及。①

根据郑观应对自己开始学道的各种表述推断，他访道的时间与到上海学贾的时间差不多，即在17岁前后。从此以后，他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和奔波劳顿的经世实践就构成了他60余年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的：“宗教形态一旦塑成，便会对所有异质性阶层的生活样式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②对于个体而言，宗教信仰与行为实践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厘清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事具有重要意义，可避免简单地将其“因果善报”视为迷信、“成仙救世”看作荒谬、“设立修真院培养人才”视作幻想，从信仰与实践相反相成的变动中去理解郑观应思想主张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道教信仰要旨

郑观应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郑鸣歧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封建文人，父亲郑文瑞虽饱读诗书但没有取得功名。郑观应从小即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孔孟经书和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文，因为应童子试未中而到上海学贾。郑观应学道的原因，据其自己的说法是童年时因患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者，于是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③

正是这一缘起决定了郑观应道教信仰的特征之一：即认为儒、释、道三者一理、本原相通。而对西方的耶稣教则不以为然，认为它自相矛盾、支离穿凿。④

郑观应对于儒、释、道三教的理解，是他悟道的核心，对此多有论述。他认为自己在《危言・道术》编和《三教归一不外一理》一文中，所讲都是三教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之学。儒曰“正心”，道曰“修心”，佛曰“明心”。说法虽然不同，道理都是一样的。然其所以载理、入理、见理者，总不外乎正心、修心、明心。圣贤仙佛所以异于人者，异其心者也；圣贤仙佛之所以与人同者，同其理者也。⑤他还提出老子之道固与儒、释一贯，以清净无为立教，以慈俭自下建宗，以归根复命、返虚归朴为究竟。其言曰：“无为而无不为。”《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金刚经》云：“一切圣贤皆以为无法而有差别。修齐治平皆宜师之。”⑥或问：“仙、佛之道所重者何处？”曰：“佛经重在楞严之闻思，仙经重在南华之心斋，儒经重在易之习坎。其实闻思即习坎，习坎即心斋。文虽殊，义则同也。孔、颜问答，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观世音从闻思修入，方获圆道。”⑦至于三教的分野，他认同张三丰的说法“圣经次节，乃儒、释、道三教，入门初基由定而至，得其途乃分。踏实一切者孔门也，空诸一切者牟尼也，超乎一切者太上也。”⑧

郑观应批评世人“不体圣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互相非是，各尚所闻，专门分宗，口诵尧之言，心行桀之行，惟慕浮名，罔知道学。或以为仙佛皆先世宿缘，为己所限；或云但得真仙亲手提携，便可立地成佛，不知自修；或不遇真师自负聪明，将其经旨妄加笺注，虽强名略同而至道殊邈，骈词丽句反失本真。”⑨他认为孔子的“诚意修身”之文，孟子的“存心养性”之训，之所以略而不详，是想正伦纪纲常之事，施仁义礼乐之教，因此对于金丹之道未尝显言，仅以命学寄诸易象、性功混诸微言而已。⑩

在郑观应看来，儒、释、道的理是相通的，但道教的境界要高于儒和释。他认为儒与道，其源虽同而流不同。儒之道不外乎日用伦常，修、齐、治、平，皆中庸也。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济儒道之穷。

郑观应道教信仰的第二个特征是：以救世为目的。无论是早期以因果报应的事例劝善抑恶，后期希望修炼成仙以消弭世界战争，还是设立“修真院”培养统治世界的“治人”，都源于他对现世问题的关怀和思考。郑观应“浮云世事如苍狗，为救灾黎且学仙”的诗句即表明了他的心迹。(11)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对于这一特征，夏同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评价郑观应最富于宗教思想，壮年豪侠有奇气。并指出“神仙家有两个支派，其一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汉；其二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如前之说，其人虽仙无裨于世，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如后之说，大都由任侠而入于神仙者。纵不即仙，而抱此高尚纯洁之理想，或见之于行事，或著之于寓言，其足以感发当世之心思，而变化其气质者盖不少矣。待鹤山人殆其流亚欤！”(12)这一评价可视为对郑观应信仰的知己之论。

郑观应道教信仰的第三个特征是：主张性命双修，以修心为首要功夫。他对道教修心炼性之道念念不忘、参悟深刻。他认为炼丹先要炼心，继以采取火候。而炼心之法以静观为宗，静中之观有观无物，观中之静以静而动。(13)他读《心经注解》十数种的体会是：“人能心死，元神即活，须无所住以生其心，惟宜致寂致虚而致无者。道心微，人心危，圣圣相传，不离返照。孔云知止，释号观心，老云内观，皆此法也。”(14)他曾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皆言修心炼性为修道彻始彻终功夫。(15)

至于道教教义中的阴阳之道，他认为道与术不外乎阴阳，惟分先天后天、有为无为而已。高真所谓“性以道全，命以术延”，圣修两语尽之矣。何谓道？一如治国也。国家太平，虽有良将，无所用之，故无为。何谓术？国家不靖，苟无良将，何能治平？故有为。(16)因此，立志学神仙，首先要端正品性，先要炼心性，“三空”师从佛教和老子的主张，“四勿”遵从孔、孟的教诲，“采外药”则在其次。(17)

从郑观应道教信仰的要旨及特征来看，不仅与经世实务并非完全对立，而且对其经世实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慈善之举与积德之心相为表里

修道对郑观应的重要影响就是他念念不忘的积善积德，促使他做了不少慈善事业。郑观应的慈善事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泛搜求道教的书籍并将其刊印流传，二是积极募捐赈济灾民。

郑观应有感于自己在求道的过程中，屡次受那些异端旁门及一知半解的道士欺骗，耗费资财而皓首无成，因此将广泛搜求的道教书籍刊刻出来。其中包括《道言精义》8卷、《唱道真言》、《多心经》、《清净经》、《金华宗旨》、《金笥宝录》、《三一音符》、《天仙心传问答》、《七真灵文》、《方壶外史》、《慧命经》、《金仙论证》、《陆约庵就正篇》与《林奋千书》、陈抱一的《参同契注释》、闵小艮的《琐言续》、《古法养生阐幽》、刘止唐的《大学古本》、莫月鼎真人与王天君的《内炼口诀》等书，交书肆照本发售。还有《心经》、《指玄篇》、《吕祖师文集》、《吕祖师诗集》、《修真传道集》、《吕祖灵应迹》、《悟真篇三注》、《神功广济先师救化宝忏》、《金丹真传》、《慧命经》、《金仙证论》。(18)此外，还刊刻张三丰的《玄要篇》，以及丹经20种和《吕祖全书》，并摘录吕纯阳和张三丰的显迹诗歌，编有年月，排印小本，以备慕道之人出入携带，易于展读。刊印《道法纪纲》和《玄中直指》，并将陆潜虚的《金液玉液论》、《神统论》、《凝神论》附刊书后，使世之学者性命双修，积功累行，修炼成仙。(19)但郑观应反对旁门左道的邪说，对于有邪说内容的《道元一气》、《锦身机要秘诀》，告诫道友不可示人，以免招致天谴。

在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郑观应除自己捐款外，还积极向各界募捐。1876年江南旱灾，郑观应在上海积极筹捐。1877年，为赈济山西灾荒，郑观应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后来因公所没办事场所，就将公所设在自家寓所内，作为捐款汇总之地。除办晋赈外，又捐资并募捐赈济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广东等地灾荒。郑观应还遵其母遗嘱将积存的1000两白银捐给直隶赈灾。他声称自己“凡有善举无不赞助”。(20)此外，郑观应还参与办理协赈公所，出任善堂、广肇公所董事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名誉员。

郑观应对举办慈善事业念念不忘的是积德，这一点实则深受其道教信仰的影响。他在反思修道不成的原因时，反复提到积德对于入道成仙的必要性，曾指出：“若谓恐非累行积德，动有群魔作障。窃念自髫年求道时已知此理，曾力行善事，并超生死罪者数人。或因求道而受骗，或因行善而被欺，或欠我款项者推故而不还，或图我席位者恃强而被夺。我之于人怨以德报，人之于我恩将仇报。凡此种种均付诸因果，不与较量，逆来顺受而已。不知魔障何来？”(21)“尝闻古之上士必先积德，古之圣人必先闻道。未有不闻道而称圣，未有不积德而曰贤。故学剑仙欲位列南宫，亦须立功积德。待鹤虽不敏，廉正自矢，志在先积阴功，后学神仙。曾在名利场中四十余年，见义勇为，扶危救急，如筹赈、设善堂、施医药、保婴、救溺，皆殚心竭力相助。凡有利可兴、有弊可除、事关大局者，均不避嫌怨，条陈当道，并登报章，布告同胞，协力维持。是以数十年来，公而忘私，以直待人。叠受亲友亏累，致所入仅敷所出。惟幸不愧屋漏，志趣、行迹可邀天鉴耳。”(22)他奉行“公门中好修行，处世无功恶已生”的古训，出任公职时也不断劝告自己多积阴德，否则“如入宝山空手回”。他声称“自愧德薄，亲老家贫，虽历任各局总办，然无不洁己从公，分毫不敢苟且。所得薪水及花红亦只供仰事俯蓄之用，可以质鬼神，可以对屋漏。且念积德为入道之门，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诚恐前生孽重，故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甚至受人所累，变产赔偿，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此所谓魔重未能下手速修者也。”(23)“信夫闻道之士，先贵积德。孝弟之道，通乎神明，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世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俨若思，此积德于心也。”“求道不积德，犹饥而无粮也。”(24)

正因这一积德的观念深植于心，所以在他的朋友向他募捐购米赈济灾区饥民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所谓外积阴功、内修三宝者也”，因此立即电请上海广肇公所董事劝捐，以冀源源接济。(25)在他所刊印道教书籍的序言中也反复提到其目的在积累德行。为了劝募赈款，郑观应刊送《奇荒铁泪图》、《富贵源头》、《成仙捷径》诸书。《富贵源头》辑录了古今施赈而获福报的事例百余则，郑观应在其序宣称“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饥。今西北各省连年荒旱，有志施济，时不可失。”在《成仙捷径》的序言中郑又强调自己廿载以来无缘下手修炼的原因是功德未修，因此“愿与天下有志之士广修至德，以凝至道，相期跃出凡流，同登圣域，洵成仙之捷径，亦仆生平之厚望也。”(26)

当我们将这些综合起来看时，对于郑观应所做的慈善事业或许会有另一番感受。这一观念的约束对于他廉洁奉公、对人事隐忍的处世态度也影响巨大。从更深层的意义去看，他一直提倡通过劝诫人们积德行善，达到挽救世道人心的目的，希望人们咸知爱国、共谋利益，其目标依然是救世。所以他极力反对庆祝神灵寿诞的神会或盂兰会，认为这些风俗徒费资财、败坏风俗，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倒不如将梨园神会的耗费用作济世救民，创义仓、开义学、设育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利民利物，作方便阴功。对于修行，他有独到的理解：“按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坛设醮为功德。凡物有损坏者，补之缉之谓之修。人有愆尤者，悔之改之谓之修。故省察克治，所以自修也。”他认为茹素诵经、建坛设醮、施祭幽魂，俱为善之末务，《道德》五千言的要旨在于抱拙守愚、位高身退。(27)

由此可见，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那些岌岌于为自己求福、求利、求永生的信徒和为谋利不择手段的道士相比，境界的确胜人一筹，其修道目的仍在济世救国。

三修道成仙与经世实践目标一致

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除了其对“道”的理解逐渐深刻外，也较多受到他自身经世实践的影响，从其著述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信仰与实践相反相成的变动过程中，虽然有时较多表现为通过经世实践以救国，有时更寄托于修炼成仙以济世，但两者的目标始终一致。

第一阶段1858-1870年，年龄在17岁到29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