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潘迪安：科学与宗教合作的危险探求

近来，报纸杂志上出现了误导性的文章，声称宗教与科学正在联手探寻自然界的真相。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 1999）评论道：“无数迹象表明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科学与宗教的兴趣。该话题最近也登上了《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热卖封面。诸如普林斯顿和剑桥这样的大学，截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未开设科学与宗教间联系的课程，如今也开始该领域的研究。”

伊斯特布鲁克指出，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在促进科学与宗教合作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该基金会在出版《神学进展》杂志的同时，更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来吸引人们发展科学宗教合作的理论。2001年度价值一百万美金的邓普顿奖于3月9日公布。英国生物化学家、圣公会牧师亚瑟・皮科克（Rev. Arthur Peacocke）获得该奖项，他在神学与科学方面著有大量作品。2000年度坦普利顿奖的获得者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学荣誉退休教授弗里曼・J・戴森（Freeman J. Dyson）。据拉里・斯黛末（Larry Stammer 2000）的报道，戴森“受阻”无法接受该奖项，因为坦普利顿奖用以授予“宗教的进展”而非科学方面的成就。戴森声称自己“不是神学者”也“不是圣徒”。在他关于科学与宗教的思考中，戴森说道：“宇宙有他自己的精神。众所周知，精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作用重大，很可能，或者事实上，精神也在宇宙运转中同样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愿意，你可以称其为上帝。这也合情理。”

1999年度该奖项的120万美金授予了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的退休教授伊恩・G・巴伯（Ian G. Barbour）。在卡尔顿学院他担任物理学教授、宗教学教授、也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的教授。巴伯所著《宗教与科学》（1997）一书的出版者（旧金山的哈珀Harper出版社）这样描述这本书：“一部当代权威的关于对上帝、宗教真相及科技时代体验的论述。”在这之前，邓普顿奖获得者包括新教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天主教修女特里萨（Teresa），大学教育改革者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以及俄国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谈及伊恩・巴伯时说道：“他迅速宣布将获得的百万奖金捐给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大学（Berkeley）的技术与自然科学中心，该机构是伯克利的联合神学研究院的会员机构，也是一家拥有1981位赞助人的组织，堪称科学与宗教联合趋势的晴雨表。”

拉尔夫・伊斯特灵（Ralph Estling）在《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 2000）上一篇名为《邓普顿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评论中指出，美国科学促进会存在一个“问题”：该协会在进行一项众所周知的研究“科学、道德与宗教对话项目”的同时还在四年间接受了邓普顿基金会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现金捐助。并且许多美国科学促进会董事会成员也与邓普顿基金会有关联。伊斯特灵恰好提出了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同时建议美国科学促进会“脱离邓普顿基金会这一泥潭”。

我认为这个问题远比邓普顿基金会试图用金钱对科学组织和科学家施加影响、模糊科学的界线要严重。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宗教教义”（religio）①这一罗马／拉丁概念极深的误解――中世纪早期的教会神父为何并如何将这个概念发展至今？正是这样的误解使得像邓普顿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存有可乘之机，并出现科学与宗教是否应在认识世界问题上合作的争论。

宗教教义，宗教和超自然主义

超自然主义（例如与超自然生命和超自然能力相关的想法和实践）是一个文化的命题。然而，宗教并非一个文化命题；它是超自然的一个子集，是在中世纪由基督教的传统发展而来，并将基督教的超自然用科学事实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时期，罗马／拉丁的“宗教教义”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早先的宗教礼仪活动变为了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学说体系。

威尔弗雷德・坎特维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其重要的关于宗教的著作《宗教的内涵及终结》（1991）中，精彩论述了教会神父为何以及如何将罗马／拉丁的宗教教义概念发展为现今的宗教的。为了弘扬基督教的信仰，批驳希腊和罗马“异教徒”的虚妄之辞和邪恶的曲解，宗教概念从基督教学说中发展而来，并以非基督教传统的方式成功地传布开来。

宗教的概念已成为解释希腊罗马式的异教和非西方传统谬误的理论框架，同时也用来反对和比照通常的非基督教的超自然理论。基督教的超自然理论在宗教体系中形成架构，被当作解读世界和人的科学真理。基督教通过把宗教概念化来解释自然现象，解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了科学与超自然间的认知联系。如此这般，基督教的宗教框架就与科学的自然主义相结合，同时非基督教的超自然理论就与迷信为伍了。

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我们使用“宗教”这个词语，却未对它的来源和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学者们使用该词来识别和讨论超自然主义，不论它属于非基督教还是基督教范畴。但是当希腊、罗马、中国、印度这样的古文明详述那些与超自然相关的理念和行为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宗教”，比如并不存在那些将科学知识与超自然结合起来的系统化的表述方式。因而，那些希腊宗教、罗马宗教、中国宗教、印度宗教的标签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最好不要使用“宗教”这个词汇，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尝试开始定义和讨论基督教的超自然性，就像我们形容讨论其他超自然主义一样。

超自然主义和科学之间是冲突还是合作的关系呢？不。超自然主义属于全人类的造神运动，该运动产生了人类／文化一致化及综合化的原型，并用超自然生命和超自然力量表现出来。而科学是全人类的分析活动，此种活动通过使用精确的原型来接近、解读和利用自然。在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或合作呢？是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些文化传统，都曾试图融合超自然主义与科学。宗教就是这般尝试的结果，而关于宗教与科学合作的讨论，也是企图使科学屈从于超自然主义的新一轮尝试。专注于科学与宗教研究的《怀疑的探索者》（Frazier 1999），在其首期特刊中未能指出宗教其实是一个基本概念和文化范畴――它是由中世纪的教会神父发展而来，在认识论层面联系科学与超自然主义，以显示基督教是对世界和人类的正确解读。

许多令人尊重的科学家们看来都没有意识到认识论上的联系。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99a）指出，“科学与宗教应当是平等的，相互尊重，掌控各自的领域，并以不同的方式显著持续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古尔德在《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1999b）一书中说道：“无论在何种解释和分析的框架下，我都不认为科学和宗教会合二为一，或者是联合起来；但是我同样也不理解二者间会有冲突。科学总在设法记录下自然世界的种种实际特性，并进而建立理论来调整和解释这些事实。另一方面，宗教在同样重要但完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即人的意志，思想和价值――这些是科学可能涉及却无法给出答案的领域。”

只有当“超自然主义”取代“宗教”这个词汇时，我们才能同意古尔德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联系（或缺乏联系）的评论。我很是吃惊和疑惑一件事：古尔德已在多篇文章中深入研究了历史命题，却没有提及宗教框架如何搭建以及为何被搭建的原因。

拉丁词汇“宗教教义”起源于罗马文化传统，具有多重含义，比如“获得并拥有超自然能力”以及“超自然物质的仪式表现”。提到“宗教教义”，一般指与超自然物质和能力相关的活动，而非现实世界中的概念模型。“宗教教义”在西方基督教之前的传统中，并不与科学相联系或对比。但中世纪基督教神父――比如奥古斯丁――就将“宗教教义”理解为揭示世界与人的本质。教会与其各级神父就成为宗教中这些具体化的理解的管理者，其中结合了超自然主义和科学。

将宗教与科学结合的尝试

今天，尽力区分科学与宗教是探究真理的两个不同途径的努力，其本质仍是中世纪宗教概念的延续与复兴。我们总被如下论调所包围：“进化是上帝重组自然界的手段”、“进化是上帝创造人类自我意识的方式”、“科学发现揭示了上帝的构思”、“科学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等等。这是因为有部分科学家不清楚个人所持的超自然信仰和对超自然主义的质疑，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超自然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使宗教披上了科学的正统外衣。美国科学家理查德・斯尼德博士（Dr. Richard Sneed）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1999）采访时，就人类克隆发表了以下观点：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除非上帝接受克隆的观念，否则是不会赋予克隆人智能的；克隆是个接近上帝的方法。彼得・格罗斯林（Peter Gosselin 2000）这样报道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柯林斯是一个首席科学家与虔诚的基督徒的罕见结合。他对上帝的忠诚是超越科学研究的。他说破译基因组的工作并非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愚弄上帝的尝试，相反这仅仅是人类向上帝的成果致敬的方式。‘上帝并不担心这一切’，柯林斯接受电视采访时表明。‘我认为上帝感觉好极了，我们作为微不足道的创造物开始试图去理解自身是如何运转的，因为人体运转得实在是太棒了。’”

上帝能被用来而且一直被用来证明和宣布任何习惯或行为的合法性，其中也包括科学。上帝也能被用作打压各种质疑和批评的工具――尤其在以上帝名义所禁止的各领域中。这种种禁令仅被两类人证明，即神的侍从和那些接受冠以上帝名义的要求的人们。一百多年前，神学家／圣经学者／人类学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无法证明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同时，还有探究基督教文化根基的道义。他曾申请加入异教――苏格兰独立教会――并被解除神职。史密斯辩护说，如果上帝不愿意科学家就揭开传统起源而作研究，那就不应当赋予人类理性；他还辩驳说，不使用理性来推动科学发展根本就是非基督徒的态度。质疑者并不接受史密斯的争辩，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就是关于世界和人类本质的真相流露，人类无法彻底了解上帝的思想。

过去五百年的理性史也是宗教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取代科学发现、或与科学发现合作的尝试史。教会附属的大学和神学院被建立起来，用以生产和传播宗教理念，其间科学仅以配角的角色出现。如果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作异端或无神论者而饱受迫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术界流行教授“自然界的神学”并用以批判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至今我们仍有宗教院系和宗教研究来沿袭该传统。而今天试图动摇科学地位的种种伪腔调更显世故和微妙，诸如“科学与宗教应当相互尊重”、“宗教与科学必须联手探寻世事真谛”、“宗教与科学有共同点”、“宗教与科学必须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共同努力”。这些论调都有既吸引人、又值得全人类赞美的表象：“相互尊重”、“合作”、“为人类境遇的改善而求同存异”。但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将超自然与科学相联系时，就生成了一种扭曲的科学观，并会进而拒绝科学的方法论――因为它怀疑了上帝的构思和计划。

启蒙运动的先驱们虽在推动科学方法的使用以及将科学研究从超自然理论中解放出来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宗教其实是中世纪基督徒的创造，这个创造还被用来反对教会所谓的异教的、不可思议的、恶魔般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许多有关上帝和世界的学术论述都推动了人们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比如，理性的上帝和世界的合理性，以及赋予人类探究其合理性的表述。启蒙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种族主义的假设，即宗教相较于原始的超自然主义更加先进高级，同时西方在进化阶梯上前进的更远，因为理性被用以探寻自然法则并创建理性的制度。启蒙思想家们在努力复兴希腊的科学思想的同时，又全盘接受了基督教的有关宗教与超自然本质的神学主张。当启蒙运动的代表抨击原始的不合理阻碍了前进的道路时，焦点就集中在了非西方人和文化，在这些思想家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