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东：基督教乌托邦兴起发展的一般模型

中国史学界大致有两种学术理性，一是阶级分析倾向的唯物史观，以“五朵金花”的分析为典型，代表人物如郭沫若；一种是受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家影响而对社会成因分析的社会史观，代表人物如葛兆光。而处于亚文化地位的神学史观，代表人物如远志明。

在中国近代教会史中，20―30年代的属灵复兴运动成为一个转折点，即由西方传教士领导的福音、教会事工此后转变成以华人为主体，中国自主自立教会开始蓬勃发展。而在这场运动中，南方以倪柝生领导的小群教会最为典型，北方则是以本文将要讲述的耶稣家庭最为突出。

耶稣家庭是史料所见中国惟一的基督教乌托邦团体，也是中国惟一的自发的共产主义成功试验。从1921年的圣徒信用储蓄社开始到1952年被强制解散，它持续了31年，建立小家100多个，分布中国13省。若不是20世纪50年代严重的左倾思潮和加剧的政治专断，我们很难说它什么时候会失败。本文试以耶稣家庭为例，结合各欧美基督教乌托邦团体的实践，探讨分析基督教乌托邦兴起发展条件的一般模型。

就基督教乌托邦的兴起来说，一般有社会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种。

社会条件中首要的是政策允许（包含在政治宽容之中），主要的条件则是经济物质的基本满足。之所以首要的是政策允许，是因为热兵器时代暴力资源的集中性、残酷性和政治的集权性，即暴力武器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且杀伤力太大，可以直接实施肉体毁灭。在民主法制健全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团体的合法性、独立性是可以得到保障而自由发展的。而在前现代社会、转型社会，其规则有非稳定性，甚至非合理性，政教往往难两清。在苏式共产主义国家里多表现为政治控制宗教，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则多表现为宗教干涉政治。之所以主要条件为经济物质的基本满足，是因为人类活着毕竟至少要靠食物，信神者毕竟不是神，于是也鲜有例外。经济条件主要包括土地、气候、农作物、交通等。再者是，社会文化的开发性、非敌对性，比如民众对基督教福利公益事业的接纳，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开明态度，语言文化的可沟通性，交通、通信的可能性。

对照耶稣家庭来看，其老家及许多小家集中所在的以泰安为中心的山东，政教分离政策是确实的，政府对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的鼓励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团体自主生活的宽容姿态,且中国当时的统治者蒋中正先生一家都是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各种活动不至于控制干扰，因此，政治条件是满足的。耶稣家庭发源地泰安马庄镇地处平原，而山东虽山地丘陵颇多，也并非寸禾不生之戈壁，经济条件在中国尚属一般水平。津浦铁路于1910年建成，山东海路也是便利的交通条件。要特别分析的是社会文化开放这一条件，泰安附近是孔孟故乡曲阜，而且佛教道教中心之一的泰山就在泰安，况且义和团之火在山东也是烧掉颇旺，这些是否就造成了当地对基督教的敌视反对呢？事实上，根据中共的统计数据，佛道在近代山东已日趋堕落世俗化，势力衰弱，较为坚定的儒家也只是在人数极少的绅士阶层，而这个阶层的许多人又在新文化运动中要打倒孔家店。其实，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在鲁西南，据泰安县档案，当时泰安并没参与其间。当时，灭洋教、杀基督徒，其实是基于对基督教的误解/谣言而以之为替罪羔羊。随着基督教会的大中小学、医院、孤儿院的广泛建立，普通民众已由不了解而渐生好感。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经济学中商品的替代性理论来看中国的各种宗教/思想流派信仰者的坚定度，姑且称之为信奉坚定度一般模型。我们把各种宗教、思想流派分为两种：神主型和自主型。前者追求的是价值理性和宗教热情，表现为对神所要求的道德积极遵行，主要有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后者追求的是工具理性，即功利主义，表现为是人要求和要挟神，主要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而儒家按照此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伦理儒家，即追求伦理价值和伦理关系的有序性，主要是原儒、理学学派；另一个是功利儒家，只以学儒为科举做官之门路。因为自住型/功利主义所看重的是功利，而不是价值本身，所以极易接受又极易破产转易，其替代性较弱。在信奉替代序列中，基督教信仰较难更改和转移。我们看到，呈现出出世性、超越性和独尊性的宗教往往被替代性较弱，而世俗性、迎合性越强，其被替代性就越强。

有了以上的分析，我们来看基督教乌托邦领袖及其成员的主观条件。首先是虔诚度，其次是能力（包括个人能力和团体协作力）。虔诚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团体的道德水准，是一个团体团结、互助、关爱、无私的共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对于常规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来说，其内涵和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并无差别，所以在分析时，我只选取了虔诚度，而没有把信仰一致性纳入分析模型。虔诚度也是基督教乌托邦区别于世俗乌托邦的主要地方，即其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共同体。对于团体一般成员来说，生活技能是其生存生活的前提条件；对于团体领袖来说，还需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宣传组织能力，以实现团体的协调、配合、互助。

对照耶稣家庭来看，其创始人和核心领袖敬奠自幼上私塾，后在教会中学萃英中学毕业，在校时信主，之后在济南共和医院当传道人，1921年圣徒社成立后邀请他会乡做他们的传道，他又闭关4个月研读圣经，并在1922年在济南教授母校圣经课，此后他更是常年讨饭布道。由此可见，他对信仰的理解程度、虔诚度的强烈，他的古文功底也为他创作大量教会诗歌奠定语言功底。其他的教会领袖如冯兰馨是毕业于济南大学医学院、董恒新擅长音乐、左顺真是左宗棠的重孙女、陈碧玺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他们从城市到马庄乡下过艰苦的只有糊涂汤的集体生活，并长期游行布道，我们不难得知他们的虔程度。对于团体来说，周一到周日，一早一晚的晨更两小时和晚会三小时，周日上午还有聚会三小时，每每流泪哭喊着祷告，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教师、医生、商人等也颇多，作为一个团体的生活显然已经足够。在组织力上，前期免费供应食宿，奉献的财物太少，显得比较混乱，后来随着敬奠的老师西国教士林美丽加入、敬奠本人减少游行布道，以及制度的探索，他们逐渐形成了饮食自费、家长制、破产入家制、免费医疗教育制和婚姻搭配制等各种制度的体系。

应当追述的是，上述所言为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主观条件。其实，对于一个基督信仰者来说，外界环境的困难和内心的困境往往是其寻求并坚定信仰的起因，也就是说不利条件可能更成为基督教乌托邦的兴起发展的缘由。即所谓“穷极呼天”是也，基督教界也常言“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耶稣家庭本身的发展也印证了这点。它在正式形成发展的前十年（1927―1937年）发展缓慢，仅有13个“小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七年（1938―1945年）则发展迅速，增加了“小家”63处。

对于耶稣家庭，其兴起发展还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如神召会的泰山孤贫院对敬奠创建耶稣家庭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榜样作用，中国家庭父权制传统对耶稣家庭实行家长制的影响，伴随教外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而兴起的自立教会运动的影响，等等。

据陶飞亚对英美基督教乌托邦普遍特点的总结，一是起源于与体制教会的分离，二是有克里斯玛型的领袖的领导，三是建立分离的社区，效仿使徒时代初期教会实行财产公有，四是对主流社会影响不大。我们还要看到，它们的政治背景是民主社会和政教分离政策，经济条件较好，社会文化的开放性较强，其成员的文化水平较高，虔诚度各有差别，是符合上述对基督教乌托邦兴起发展的一般模型的分析的。

主要参考书目：

陶飞亚：《中国的一个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25）的历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1月

曹晓东个人简介：

项目与实践经历：

1.编写《郑州大学图书馆中心馆馆藏分布指南适用说明》“大学精神、知识搜索、中国学科建制”部分。

3.参与调查和写作《黑车访谈报告》（即将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中“郑州黑车访谈”部分。

2.学术讲座：各种场合做过“立人图书馆述评、社会科学情报学研究现状、中国图书分类法、基督教信仰体系”讲座。

4.多次调查、访问、参与许多公益机构，如立人乡村图书馆、喜梅艾滋关爱之家。

学习研究经历：

学习经历：在本身的图书馆学外，较完整自学政治学、教育学、宗教学、哲学的学习，并进行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史学、管理学、文学、传播学、艺术学学习。

擅长研究：政治制度、公益机构、组织管理、公民社会、宗教社会学、宗教历史、思想史

主要成果：2008哲学论文《科学主义的黄昏》

2009图书馆学论文《大学生如何提高自己的信息素质》

2011农民问题论文《次偶像、组织与农民工问题》、思想史论文《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风”》（获校“传承文化、爱我中华”征文赛优秀奖）、宗教社会学论文《基督教乌托邦兴起发展的一般模型》

编写《民主转型理论与经验》《民国教育行动经典》《非暴力理论及经验》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