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儒教复兴，谁能决定好坏？

中国人信从的是王，还是圣？

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宗教，中国人的信仰和信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古往今来，人们都难有明确的回答；为王、成神或者是做圣人，一直就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同时也是中国人内在的紧张，始终难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当代中国讨论儒教复兴，方兴未艾，公说婆说，说好说坏；但公婆之间，谁能决定好坏？汗牛充栋，文字官司，似乎总少一些真实的体验。

今年5月底到山东大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基督教伦理的研讨会，使我有了一次前往曲阜孔庙“朝圣”的机会，使实地体验儒教发展现状的念头得以成行。于是，满腹疑问，一头庄严，便来到了心仪已久的中国文化圣地，前往孔孟故里、前往曲阜孔庙，“朝拜”孔孟圣人，实有一番思古、省时之幽情。

打从这些年头孔子公祭之后，儒教复兴的议论日盛一日。然而，来到孔孟故里之后，处处映入眼帘的，似乎不是儒教复兴的迹象，反而是复兴儒教的孔子经济，一派市井兴旺之感。

中国当代宗教曾经有一个潜在的发展逻辑，那就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取代了以功能主义为核心概念的“鸦片论”，进而衍生出宗教文化或宗教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孔庙故里的祭孔活动，我也曾见过类似的报道，以为公祭孔子具有招商引资的意义，所谓“孔子搭台，经济唱戏”者也。因为是中国文化的圣地――曲阜，所以孔子搭台取代了宗教搭台，主角依然是经济唱戏。孔府、孔庙、孔林，作为联合国文化遗产、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自然蕴涵着无限的商机。经济发展，政府重视。所以，人们每每能够在每一次隆重的公祭活动之后，见诸于报刊报道，此次祭孔活动招商引资多少万元的巨大效益。

那么，这些活动与中国当代儒教之复兴，是否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法不知道孔圣人，无法不知道“三孔”之作为中国文化之圣地。即使是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者，或许也能通过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批林批孔”运动，知晓了“孔老二”其人其事。于今，孔子一旦公祭，前往圣地拜孔者、旅游观光者接踵而至。或者是因为信仰危机，个人要在这里一寻精神出路；读书高考，做爹妈的、做学生的，也忘不了中国读书人的鼻祖，前来这里求求圣人保佑。所以，孔庙大成殿前面摆放着各式各样、价格不菲的高香：求富贵的、求高考中“状元”、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和佛陀菩萨一样，有求必应。

在我驻留在大成殿的那么一点时间里，的确有不少游人、甚至是香客在烧香拜孔。一旁的工作人员有的在卖高香，有的则在为客人―祭拜者高唱祷词：一拜圣人，得富贵；二拜圣人，得健康；三拜圣人，保平安……。我忍不住，问工作人员：前来这里的游客大多会烧香拜孔吗？他们回答说：大多数人都会。临了，他们还会加上这么一句，好比是到其他旅游点烧香拜佛一样，孔圣人也能保佑人的啊。不信，你也买香拜拜。

一位孔家后人对我说，拜祭圣人，要比拜求其他神灵管用，而且，求圣人获得的富贵，不用像求其他神灵、菩萨那样，许愿还要回来还愿。因为孔子是人，不是神。他老人家最能保佑中国人了。这不，国家一旦公祭孔子，中国人不就都来了吗？

当今曲阜，有十来万孔子后裔。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在市场经济之中发展致富，但也贫富不均。信孔信佛，财神观音，各有所求。用孔家后裔的话来说，当今世界，圣人也管不了那么多。圣人之下，各色人等，无不有之。他们说，孔家的后代人多，有穷有富，信神信菩萨，很正常。孔圣人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就是祖宗爷嘛，祭孔就是祭祖。虽然他们也多少沾染了一些圣人的道德理想，有点近水楼台之嫌，但圣人也无法解决他们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圣人无法送子，孔子后裔只好信奉送子观音；圣人无法解决温饱，孔子后裔就信奉财神；孔子无法解决死后问题，即使是孔林――这个天下第一的宗族墓地，也还有“五孔不入”（即妇女、夭折、出家为僧、违背法律、反对国家者，死后不得葬入孔林）的族规。所以，信仰总归是信仰；如同圣人不是凡人。凡人就是天生具有烦恼的人，必有所求，才有回报。

就好像圣人与凡人有分别一样，与曲阜三孔构成巨大反差的是，真正的孔子故里，颜母庄、夫子洞、宋家山头村，距离曲阜孔庙西南仅四十华里，却与旅游胜地无缘，常常无人问津。尼山孔庙，门可罗雀。当地村民虽然也是孔子后裔，却非孔门嫡系，难以直接沾染圣人的恩泽。

孔子诞生时，有一些传说故事，如龙生、虎养、鹰打伞，甚是神奇。不过，这些故事也并非人人皆知。即使是当地人，对于这些故事，有点也不甚了了，不得不使人有点唏嘘感慨。在朋友驾车的帮助之下，费了很大的劲，才最后找到与这些故事对上号的掰到井、夫子洞。

问问村里的孔家后人，你们是孔子的后代吗？你们还祭孔吗？答案都是肯定的，容不得半点怀疑。但接着再往下问，问他们是否也参加外面的公祭活动，是否也自己组织孔氏家族的祭祖活动。他们的回答，就不是那么不容置疑的了。没有经济效应，没有政府关心，孔子的家乡，人迹寥寥，几乎无人光顾，被人遗忘在热闹的三孔之外。孔子搭的台，世世常在；但经济唱的戏，却并非天天有导演，处处能出台。至于那些关乎祭祖拜宗的传统仪式、孔家后人安心立命的圣德关怀，当然还在，依然还是他们个人的事情，留待他们自己去处理。因为无人去组织他们，把他们纳入一个既存的制度。

作为宗教研究者的个人偏好，我突发奇想，如其说儒教为宗教的话，其信仰活动的担当者，即是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和家庭，那么，孔家一族及其活动规范，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宗教组织。国家祭孔，孔氏拜祖，国家一体，儒教之为宗教，才是可能？

可是，孔子故里――颜母庄和宋家山头村的孔家后人，总是这样对我说――外面祭孔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他们政府的事情。我们要祭，就在村里的家庙祭；后来家庙不去了，村长也不叫我们去了，我们就在家里自己祭。孔子是我们的祖宗嘛。由此可以看出，孔氏后裔们的祭祀活动，自发自生，无人组织，传统习俗而已；三孔祭祀，却氏官方公祭，组织严密，设置周到，意义深远。尽管都是祭孔，其间却有区别。一个公祭，一个私祀，公私之间，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至于孔子故里的家庙，应当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孔庙或祖庙。但是，它早已被一把锈死的铁锁把持。不大的门楣，毫无装饰。墙头上已是杂草丛生。墙上也被小偷打了一个洞，把家庙里的祭器给偷走了。我从墙洞爬了进去，但见里面荒乱不堪，天井里丛生杂草，门窗也七倒八斜，屋里则蛛网纵横。

家庙前有一片杨树林，杨树丛中的土坎边上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写有文字云云：此地为颜母祠用地，不得随意取土。颜母是孔子的生母。此碑此字，说明这里曾有孔母之祠堂。也许是因为无人会来祭祀孔子之母，祠堂公祭，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社会、经济效益，所以当地政府不会马上来打理这件事情。立此存照，也就不错了。

此景此状，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怅然。抬头望天，但见庙前的一片杨树林，山风吹拂，飒飒作响，不断地翻动着山那边投下的阳光，碧绿之中透出点点金黄，灿烂而透亮。

面对着眼前这真正的孔子故里、孔子家庙，我的眼前总是映现出曲阜“三孔”那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的旅游人群，以及声称与此无缘的孔家后裔。他们真诚朴实、无悔无怨，却也没有作为圣人之后的自豪与荣光。一切似与他们无关。

曲阜孔庙与故里孔庙，仅仅是四十华里之差，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分别。一是朝廷官府朝朝加封，一是民间村落自然生活；一是可以被讨论、追封的儒教，一是民间习俗自然崇拜的祖宗先人；一是层层嵌入的权力关系，一是简简单单、清清白白的私人信仰。它们的优劣好坏，有谁能决定呢？孔子家庙和曲阜孔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之间，曾经是渗透着这样深刻厚重的权力关系，承受着如此重大的权力期待。

纪晓岚给孔府门上写有一副对联，很巧很妙。其文曰：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其中，文章的“章”字，下面的一竖，直接往上通天；富贵的“富”字，少去一点，叫做富贵无头。

其意是，文章通天，富贵无头。通天者，上达天子为国师；无头者，因贵而富无尽头。文章通天，富贵无头啊。其中自有天机和神秘，作为制度宗教的神秘，作为个人信仰的天机。这个通天，就是当今人说的“通天”吗？一本奏折，一本书、或者是一篇文章，倘若是能够得到御批，一句钦此，即可富贵无头――永无尽头。

这种解释，是当地人的解释，与我的无故猜想，距离太大。我曾私下里猜，这无头者，就是永无出头之日啊！因为，历史上孔家与帝皇的关系太近，伴君如伴虎，说不好，哪天就无头啦。当然，现在前来拜孔、旅游者，怎么也不会朝这个方面去思想的。不过，有人却会这样想法。人们在先游三孔，再观孟庙、孟府，他们在比较孔庙与孟庙在规模和排场上的差异时，常常会油然慨叹：做人要作老大啊。与老大（孔子）相比，老二（孟子）就差远了。同样是圣人，也有至圣和亚圣之分别。

这使我想起一位著名的儒教复兴倡导者讲过的，在民主社会里，因为孔子之道德境界高人一头，即使孔子在民主社会参加民主选举，他也应当一票抵一万票。因为伦理并不是平等的东西。于是，我不得不觉得，马克斯・韦伯所说，儒教伦理是一种“身份伦理”，实在是慧眼独具，无法不深以为然。当然，韦伯还讲过，文人、学院派甚至是咖啡屋里的知识分子之宗教倡导，从来就不会促使一个宗教的兴起；没有一个新的宗教是来自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或者是来自他们的喋喋不休。它们仅仅是一种流行的时尚、及时转移话题与新闻评论的课题。

比较而言，还是孔家的后人来得实在一些，全然没有什么虚话。他们说，拜孔是文化底蕴，拜财神是经济效应。圣人无法带来财神，惟有文化。所以圣人要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什么国家儒教？什么民间儒教？求富求贵求平安，不就是要求社会和谐嘛，何必有那么多的争论。不是圣人，却要做出圣人的成绩，这就要遇到麻烦了。

这些朴实的孔家后人，他们无法决定儒教复兴的好坏，如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样，存而不语。宋家山头村，颜母庄的人，无法认定其中的好处。他们只能继续他们的传说，满足自己的传统和认同。外面的世界，孔子搭台唱出来经济大戏，也与他们无关。孔子公祭带来的经济效应，或者是道德整饬的功能，似乎都不是这些孔家人的事情，好像也不是信奉儒家信条中国人本身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历代皇权对于孔子之认可与封圣，孔子就只能是尼山孔家祠堂里的祖宗神，因此，儒教也许就不存在了，或者就是另外一副情形了，是一个其他什么教了。难怪现在儒教的倡导者要信誓旦旦，要耐心地等待“汉武帝再世”。于此观之，奇而不怪，何怪之有？！

其圣从官，何“公”之有！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关键是谁来认定？所谓的“德侔天地者为王，道冠古今者为师”，所谓的文人祖，帝王师。

所以，儒教的复兴，何人能够决定其好坏，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凡夫俗子难以定夺。余英时先生曾经讲，明朝以来，中国儒教就分别出“上行”和“下行”的两种路径。上行者，国家埋单；下行者，老百姓埋单。

其中，就会冒出一个谁埋单、谁的效果最好的问题，公祭还是家祭、公共宗教还是私人信仰的问题，即等同于文化正当性的冲突了。实际上，这大抵也是儒教形成的场域和惯例。人们不难从中有所体会，信仰等同于道德，权力也与道德等同，所以信仰与权力也直接整合。而当信仰构成权力秩序的时候，中国人的宗教形式也就得以制度化，得以最后建构出来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至于信仰，就如同孔子故里中的村民，悄悄地自己待在远处，不说话，自生自灭。

然而，如果有一天，权力－信仰－道德之间的这些关系及其张力，不复存在了，儒教当然就不是儒教了，可能摇身一变而为其他一种什么教了。至于中国社会的世俗权力、表达方式，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必然的变迁，到此，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改革，也就能够告一段落了。

这个难题，任何时代、任何中国人都绕不过去。放在当今中国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儒教能否复兴、谁来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

所以，我的这本小书，说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或是这样一种现象：好像是信仰，好像是宗教，但更像是一种道德、一种权力，一种不得不服从的道德－权力。与此相应的问题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究竟是服从帝王的旨意，还是信奉圣人的说教？本书想要讨论的，是借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建构一个中国信仰与权力裂变的“一元双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