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60后”地方大员与中国未来

随着“十八大”前后我国地方党委换届完成，人们发现“60后”地方大员逐步变成“政坛主力”，成为公众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在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频发期，在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人类文明发展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期，“60后”地方大员走向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前台，担当着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重任。

“60后”地方大员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要判断“60后”地方大员在中国目前“政治版图”中的位置，最为显著的标准是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占的人数比例。“60后”地方大员大批进入中国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凸显中国政坛正在进入“60后”地方大员时代。

首先，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治理单位县及治理机构“县委常委会”的组成来看，其成员几乎全是“60后”。古语云：“县治则国治”，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家治理的好坏、稳定与否，“县治”是关键。因此，科举制以后的大多数朝代，“县官”到任前都要面见皇上，以“天子门生”自居，县官虽小，“七品”而已，但治理一方，责任重大。即使在今天，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金科玉律。目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县域社会”，县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县级领导”都是“政治家”，他们的德行、能力、品质、胸怀、学识等，决定着一方民众的幸福安康和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基层稳则国家稳。从这个意义上讲，“60后”主政县域社会，将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人说，中国的重要“政治安排”，最重要的是选好3000个左右的“县委书记”，是有道理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县级的“治理结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地市一级的党委“常委会”中，相关资料显示“60后”占到常委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对于地市一级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制定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等，“60后”也承担着重大责任，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

最后，在省市区一级的省委“常委会”中，统计资料表明，“60后”也占到常委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成为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重大的领导责任。

以上叙述说明，“60后”地方大员正逐步走向国家社会治理前台，正在逐步走向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权力正在向“60后”地方大员转移。可以说，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都与“60后”地方大员“执政”的道德与能力素质紧密相关。

“60后”地方大员成长的社会环境及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是环境的产物”。我们要理解“60后”地方大员这一群体的整体特点，研究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行为特点等，就必须研究这一群体成长的整体社会大环境。因为个体的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价值态度与行为习惯的。

“60后”走向权力结构的中心，首先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因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按照人的自然“年龄段”来说，“60后”正是个体人成熟的“黄金年龄段”，大约在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正是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上升期”。因此，从年龄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60后”正在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事公务员职业的这批人在政坛开始“挑大梁”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与“40后”、“50后”那一代人走向“成熟期”过程中成长的社会环境不同，“60后”则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大氛围来看，如果说“40后”、“50后”那代人是在“斗争哲学”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其成熟履历完整地经历了从“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那么“60后”则是在“发展哲学”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从其走向成熟的青少年开始，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对于“文革”少有记忆或感受不深，因此，相对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禁锢较少，而改革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较强，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前代人”在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上有重大差别的、并居于“执政中心”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方式肯定会有新的特点，会对未来30年中国走向“和谐哲学”的社会氛围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这就是说，“60后”成长的社会环境，正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种社会状态“相互叠加”的情形下，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与前一代人相比，他们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正规教育。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他们相对具有较广的国际视野，在价值观上包容性较强，因此，在中国社会快速向“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阶段，“60后”逐步走向执政前沿，他们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形势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相对来说也有较大优势。

“60后”地方大员的政治作为

不言而喻，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60后”地方大员作为成长在全新环境下的“新一代人”，正逐步成为“政坛”主力，自然引起公众和社会舆论对这一群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谈论的重要话题。

但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有史以来，我们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或多或少具有相似性，这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地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解决;一种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手段解决，当然有时也通过二者交替的手段解决。而无论是哪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目的都是要实现“制度改进”，推进“制度文明”建设，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制度文明体系，实现人类的民主化和永久和平。

这就是说，基于我们对历史和一般人性的理解，任何时代的进步，都应该是社会制度的进步。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是“制度体系”良性运行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的发展前景的时候，重点是对这个时代的“制度框架”的解读，并在这种正确解读的基础上对其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而不是对这个时代占有“权力高地”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解读。换句话说，社会中的“个体”，无论你的才能和品质如何，都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制度体系”中，都必须经过制度的重新塑造。个体才能和品质的表现，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约束。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了公正的制度运行的社会。

因此，“60后”地方大员步入中国政坛并逐步成为主导力量，只能说明“新老接替”、新陈代谢这一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尽管他们有自己这代人成长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前人的能力和素质，但在实践中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关键的还要看“制度环境”以及他们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改革创新”的精神。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环境决定人”，但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人也可以改变环境。逐步走向中国政坛核心的“60后”地方大员，要发挥自己的“政治作为”，就需要与前代人一样，不仅要有改革的智慧与勇气，还需要有改革的决心和毅力。我们要建设一个“公正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改革那些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要求不相符合的“制度安排”。任何改革都是“制度性”改革，只要按照以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方向坚持“制度改革”不动摇，充分发挥聪明和智慧，利用好改革的“价值资源”和“制度空间”，“60后”地方大员就会在中国未来发展进步过程中大有作为。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