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渐芝：诉求差异之下的中国政改

笑蜀兄计以万字的长文《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甫出，我一朋友就惊叹作者用力之坚，令人动容、振奋。但论及文中的实际内容，却又开始悲观起来。原因不言自明，在恶权当道和既得利益集团广泛勾结阻挠的当下中国，组织化维权确实难以突破他本身的局限，这个局限折射在维权的政治意义中，就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维权行动并不一定能获得期望的效果，另外一个，也是诸多理念构建派所诟病的，他们担心具体的维权行动会削弱民众对不正当权力本身的反抗，进而得过且过，无法从长远的制度建设上入手，最终维权只会成为治标不治本的无意义行动（放大到整个社会而言）。坦率地说，这两方面的担心都不是多余的。但是担心归担心，解决担心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是放弃，二是从理论上说服担心者。在这个问题上，我选后者。

逃避诟病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直面诟病，在理论上完成自证，在行动上得到自洽。作为赞成组织化维权推动公民意识觉醒的--姑且称之为民建派吧，我将在下文中着重分三个大点来对诟病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理念论证。

一、组织化维权与意识觉醒

面对质疑者问题之一，即维权行动在反对势力的强力镇压下，并不一定能获得期望的效果。我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推翻这个疑虑都是轻松的。从近来的大规模维权运动，诸如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取得的相当大程度的成功来看，组织化维权的现实意义是有目可睹的。而真正的失败者，往往是个体维权，从最牛钉子户开始，个体维权常常需要依靠网络--也就是围观的力量进行权利诉求。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而这片土地上每天发生的权力迫害何止千万。因此，个体维权注定会以大比例的失败结束。相比起来，组织化维权的优势与信心一目了然。而这正应了笑蜀所提倡的"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维权的前两条。也就是说，面对公权力的无限膨胀，维权方式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民意表达为路径，比如个体维权加网络围观，比如大规模有组织的维权行动。这才是争取权利维护和恶权反抗应有的公民心态，简而言之，面对越是强大的对手，就越需要团结的力量。强权之下，你要么反抗，要么任人宰割。在政治博弈中，永远没有天上掉下来的权利，而只有依靠自己去争取的权利。

真正阻碍组织化维权的力量来自于质疑者的第二个问题：组织化维权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削弱民众对于政改的制度性反抗。这一点就构成了数日前笑蜀与张雪忠观念之争的核心论点。笑蜀组织化维权的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底层共同体的建立，在于通过公民行动推进广泛的民主意识觉醒，在于打牢强权主义下的社会底盘。是小叙事推动大变革的渐进式政改路径。而张雪忠恰恰相反，他主张的是大叙事下的药到病除，抓住体制本身这一罪恶的根源死死不放，期望从根源上推翻恶权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建立一套美好的宪政民主体制。表面上看，两位的政改路径有种相向而行的态势，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两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方向，而在于过程。在于公众意识体现在政治上的诉求差异。

我一直在说，你历数中国古代的易代之乱，民众于水深火热之际起身反抗，打倒权腐，建立新朝，直至今日，有哪一次是因为自由民主而起来革命的？而且说革命都是不妥的，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数千年武力易代之中，一言以蔽之，都是换人不换制，换个朝代换家姓而已，集权体制没有变，怎能称作革命呢。

所以，哪怕是直到今天。中国民众的政治诉求都基本上只是为了生计与生存而已，只要有饭吃，还活得下去，他们是断然不会起来革命的。即便是辛亥革命，抑或之后的国共之争，要么是一群有识自士，上得不到支持，下又不接地气，最后被军阀骗，可怜可叹。要么就是一边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一边重复着有田同耕有钱同使的美好愿望，借着国家危亡之际，笼络起一批批充满热血与正义的知识分子和生活得朝不保夕的苦难民众（对他们而言，不革命要饿死，革了，或还能够活），最终完成了所谓光荣的革命。留给我们一段交织着激情与血泪的近代史。而最重要的是，它活生生让你看到，这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其最广泛的民众的政治诉求，从未超越过生存哲学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命题。

从政治诉求的差异性入手，就不难发现，这正是张雪忠先生诟病维权派过于务实而没有政治超越性之所在。也就是说，维权的政治诉求依然只是停留在关乎生存问题的基本命题上，而从来没有涉及到关乎自由、平等、尊严以及法治这些核心的民主宪政理念。所以，这样的维权，不甚悲观的说，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民众运动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从万盛到什邡，再到启东，哪一次不是公权力直接侵犯到了民众看得见的利益，诸如福利、环境这些与民生相关密切的问题才起来反抗、维权的。你见过一群群人因为言论自由被干涉，因为教育领域涉入太多的政治宣传而起来游行维权的吗？没有。因为最广泛的人民并不关心这些。

从政治诉求的低级化看待组织化维权，进而得出悲观的结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恐怕不能如此武断。从长远的政改的路径上看，确实存在三种可能。一是自下而上的促进式改革，二是自下而上的催毁式革命，三是自上而下的决断式变革。先谈第三种。关于自上而下的变革，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萧瀚一早就提出的污点国父论，即通过高层的既得利益者良心发现，以铁腕式的变革方式施行政改，而后人民可以不追究其之前的丑恶利益，谓之污点国父。这种情况可遇而不可求，希望渺茫。另一种情况当然就是外力入侵，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不予考虑。第三种跳过，然后转入第二种，自下而上的催毁式革命。这种可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为国人提供了太多可鉴的史实。它的致命之处，梁启超早在1903年游历美洲之后就已经看透：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后之事实，即为明证。以有识之士发起的革命，如果依靠的是大量没有民主法治意识的民众力量，其成果往往不能为有识之士获得，而是最终落入投机者--真正的农民领袖囊中。我曾在微博中说过，推翻邪恶的力量有很多。正义美爱可以推翻邪恶，邪恶本身也可以推翻邪恶（也就是以暴易暴，看谁力量大。例如黑社会的内斗。）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地为推翻邪恶者叫好，而应该仔细地去考量推翻者是否怀有真正的正义精神、美爱精神，是否以一种践行人道主义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切实保障人权的社会及制度。

文化决定政治永远不是虚言。列宁早就说过，世界上最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千万人的习惯。几千年养成的奴性习惯、暴民习惯，没有基本的法治意识、民主人权意识，你能指望这种习惯造就出民主宪政吗？不可能，它只会造就打砸抢，只会造就偶像崇拜和暴力图腾。唯一的例外依然来自于外力，如果有一种足够强大而持久的外力，政治确是可以决定文化的。世界历史上，大英帝国已经造就了无数个这样的例子。难怪乎，尼尔・弗格森会在《帝国》里呼吁美国也要像昔日的英国那样，做一个伟大的帝国。

言归正传。第二种情况的底层政治诉求之低以及从维权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暴民思维都印证着一种明显的观念：中国未来的政改之路，需以持续的民众意识觉醒作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重蹈覆辙就只是个时机问题。因此，现实最终将其直接推入第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促进式改革。这种促进式改革以维权行动与意识觉醒作为手段，一方面，它不仅对恶权进行直接而有效的回击，从而形成日益强大的底层力量，参与权力制衡或集权瓦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真正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意识与理性的民主底盘之后，它才可能在权力坍塌之下开辟出一条民主宪政之路，而不是重蹈覆辙再造威权。

那么，在行动结合理念，文化造就政治的政改视野下，所谓的制建派的实践基础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打倒重建式革命吗？那这就不是制建派而是革命派了。其后果，前文已述。抑或是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者铁腕式变革吗？那这也不是制建派的功劳。所以，总结起来，制建派的实践基础既不可能是空中楼阁、言之无物，那就必定落在高级化的政治诉求之上。也就是说，它所追求的政改路径，一样是民主意识觉醒之上的关于自由、民主以及人权法制的制度性诉求。那这和组织化维权，和民建派不就正好达成了共识么。民建派也是以维权的行动化推进最终的公民意识觉醒，打造社会共同体，提升民众政治诉求的啊。既然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诉求的高级化发展，那么分歧究竟出在哪里？我以为，分歧就在于，制建派不相信组织化维权能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即不能完成政治诉求的高级化发展。那么什么可以促进？或许，他们的答案是教育。

二、围观的功能性转变

到底是行动（如维权）还是教育能够促进意识觉醒，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选题，而是全选。教育促进觉醒，当然是最有效的方式，虽然周期长，却很彻底。戊戌变法之前，王照就对康有为说，以当时情形，当以兴教育为主。康回答他说，没有时间了，国家正面临救亡图存之际，教育来不及了。可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代人的间隔，五四运动爆发，再一次因为救亡图存而轻视教育，大家都跑去革命，结果如何，今天已见分明。

其实，行动派从未否认过教育。倒是教育派常常瞧不起行动，觉得那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难堪大任。这话放在十年二十年之前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放在今天，则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互联网时代，其媒介本身就是一场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信息的光速流通和任意性传播早已对传统的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web2.0的交互性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十年的民主意识普及贡献，胜过几十年受意识形态钳制的传统教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公民意识觉醒，更多的还是依靠自由信息的传播。如果说公民意识觉醒是一堂课，那么这个课堂就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教室搬到了网上。在教育派看来，这种意识觉醒的功劳，应该归属于教育。但事实上，维权行动在这场意识觉醒中作用甚大。用形象的话来说，维权行动给意识觉醒课堂提供了最好的案例。放在二十年前，无论是个体维权还是组织化维权，可能你维了就维了，媒体是不会报道的。从而也引发不了广泛的讨论，更不可能推进什么意识觉醒。进入互联网时代，在行动与意识觉醒之间架起的第一座桥梁就是围观。

从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08年最牛钉子户，围观的力量都是显著的，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在微博横空出世之后，每一次的维权行动几乎都会在网上进行直播。而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网络围观的功能性也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围观最初的力量，往往只体现在舆论压力的构成上，也就是说关注的人越多，当权者就越是谨慎，然后进行妥协。但是，随着维权行动的逐步升温，尤其是大规模的组织化维权兴起之后，公众的网络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年轻一代的意识觉醒更加广泛，这时候围观的功能则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舆论压力构成上，而是进入一种更加细致、广泛而深入的理性讨论。这种讨论对于民主理性的培养、公民意识的深入觉醒以及公众政治能力的增强都是功莫大焉的。这时候，维权行动常常成为网络课堂上民主讨论的现实案例。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所谓的权利意识觉醒，理性训练，共同体建设，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其力量也将大打折扣。

可以说，正是围观的出现，架起了维权行动到意识觉醒之间的桥梁。因为任何一次局部的行动，都将被演绎成一场大范围的群众围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意识开始传播，理念开始普及，慢慢的，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权利，开始诉求他们本应该拥有的权利。这就是意识的觉醒。

但是，光有意识的觉醒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社会需要理性。所以，围观的第二阶段发展，就是从看过渡到说，就是在其舆论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理性讨论与训练。我记得在启东事件中，群众因为民愤将市长的衣服扒下。就当大家都在欢呼民众的勇敢和威武时，只有少数的理性声音指出，群众不应该扒市长的衣服，因为市长也有人权，群众这种法治意识的淡薄，对于他人权利的践踏，是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立的。说轻一点，这是当时群愤难平，一时激怒下的不当行为，说重一点，这就是暴民意识的隐约体现。走向未来的民主社会，公众应该培养理性的法治意识，杜绝暴民意识的滋长。

这样的讨论，就是行动与理念的结合。而且，在网络空间里，随着理念讨论的深入，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政治诉求也将得到大幅提高。每一次的成功都是一次信心的积累，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是可以得寸进尺的，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环境下，这种得寸进尺的意识觉醒已经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