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萍：缺乏共识可能带来民主灾难

伴随着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88年差猜・村哈旺通过大选成为泰国1976年以来的首位民选总理之后，泰国基本维持了一个民主的制度。由于泰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在共同体层面、体制层面、程序层面都缺乏共识，备受学者推崇的民主制度给没有共识前提的泰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泰国整个社会处于分裂状态，政治缺乏最基本的稳定，经济持续衰退。共识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因为共识为民主制度提供秩序，民主的本质是草根阶层的政治参与，它的外在表现就是争论、竞争、辩驳，而如果没有共识的话，争论带来的将是永无休止的混乱。

共同体层面共识的缺失：“街头政治”加剧了城乡群体更大的对立与分裂

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而言，进行民主活动，在共同体层面必须以确保国家领土完整、社会统一为前提。而在这两个维度上泰国都面临严重的问题，泰国南部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并且当今泰国社会也出现了巨大分裂。下面我就对泰国在这两个维度上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

首先，考察泰国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泰国有近300万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5%，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南部边境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四府的马来穆斯林，其人口占四府总人口的70%。泰国南部四府与主体信奉佛教的泰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信仰，历史上泰国政府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泰国政府对穆斯林参政的限制，对民族分裂势力缺乏协商的铁腕镇压，以及民族分裂势力被全球民主化浪潮不断激起的民主意识等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泰国南部四府的穆斯林对被称为“黄袍佛国”的泰国缺乏认同感，并且自从18世纪晚期被暹罗征服之后便持续谋求民族分离运动。这种分离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转变成了有组织有步骤地谋求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伴随着冷战之后全球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浪潮，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在短期内似乎难以平息，甚至有进一步扩大化的可能。

其次，考察泰国的社会分裂。从根本而言，泰国政坛乱局的持续发酵，是城乡矛盾和地区矛盾的反映。泰国人口现约6300多万，其中约70%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30%是中产阶级。社会中上层与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尖锐对立，他信的泰爱泰党、后来的人民力量党以及演变成的现在的为泰党所代表的正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他信政府一直照顾中下层的利益，2000年以前，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00美元，被世界银行评定为初级发达国家，但泰国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信2001年当选总理后，在扶持农村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花费了大量心思。他大力推行照顾中下层的政策，向每个乡村提供百万铢(1美元约合41.5铢)发展基金;推动“一乡一特产”，发展农村特色经济;将农民还贷期限推迟3年，且不加利息;实施近乎免费的“30铢医疗计划”等。对中产阶级的利益有所忽视，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一直非常不满，但是无法通过选举将他信赶下台，于是采取非常手段，趁他信出访他国之时，进行了政变，使他信滞留英国，辞去了总理职位。如今泰国的社会已经严重分裂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一方和以农村下层人民为一方的二元社会。

泰国在共同体层面共识的缺失集中表现在泰国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以及泰国的社会城乡的二元分裂。缺乏共同体层面共识的泰国民主制度对泰国的恶劣影响表现在：第一，泰国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借助民主的制度谋求分裂国家，这损害了泰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威。主权国家意味着合法的暴力垄断权，但是泰国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却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泰南分离主义活动的袭击目标涉及中央政府，如军营、警局、法院、学校、政府大楼以及公务员和军警等，还包括信奉佛教的马来平民。这严重损害了泰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威。

第二，泰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分裂使两大对立群体利用民主制度的参与机制造成双方更大的对立与分裂。泰国农民群体占多数的事实决定了政治家要想在泰国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赢得农民的支持。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喜欢民主制度，这个阶层目前在泰国表现出了很大的政治能量。他们借助民主表现形式的“街头政治”不断地给为农民牟利的当局者制造麻烦，民主化并不能解决这个地区存在的社会不和谐、贫富分化严重等固有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还借着民主制度出现了放大、激化的趋势。中产阶级借助“街头政治”确实达成了自身的目标，但是这客观上加剧了城乡群体更大的对立与分裂。

通过对泰国社会在共同体层面缺乏共识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没有共同体共识前提的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带来的危害。

体制层面共识的缺失：军人集团和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仍将发挥影响

根据泰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泰国民主政治制度体制层面共识的缺失体现为两个方面：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矛盾，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下面我就对泰国在这两个方面上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

首先，考察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矛盾。自从1932年军队反对君主制的政变之后，迄今为止，泰国共有23次成功的和未遂的军事政变。可以说，1932年以来的泰国政治的历史，就是一部军人干政的历史，军人一直是泰国政治的主角。伴随着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88年差猜・村哈旺通过大选成为泰国1976年以来的首位民选总理，虽然之后泰国也发生过几次军事政变，但是军人势力在政变后基本不再谋求建立与国际背景不相符的威权统治。在1988至今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可以看到泰国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激烈矛盾，军人由于历史上长期作为统治集团，拥有当代泰国最高效并且完善的组织结构，以及实现了现代化政治参与的转型，仍然是泰国政治体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文官政府由于适应了国际民主化的大趋势，拥有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因而也具有巨大的权力。这二者的冲突还将在一定程度持续下去，但是可预见的是军人集团干政的频率将更低，干政的手段将更隐蔽。

其次，考察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由于泰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和价值观、等级观念、佛教思想等传统文化的作用，泰国的威权政治文化深入泰国政治的骨髓。但是随着泰国现代化的进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造就了市民社会，增强了民主意识，培育了民主发展巩固的土壤。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仍将持续下去，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泰国民主质量将会提高，但是传统的威权文化传统仍将发挥作用。

缺乏体制层面共识的泰国民主制度对泰国的恶劣影响表现在：第一，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矛盾，对于军队来说，它导致军人多次干政，造成泰国民主发展的中断，并且造成了军队特殊权力的“体制化”，造成军队在宪法面前失语和宪法在军队面前失范。对于文官政府来说，它使文官上台之后不得不考虑军队集团的利益，与现代国家意义的“军队只属于国家”的理念相冲突，不利于国家健康的发展。

第三，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导致泰国政治缺乏政治监督和政治自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失效，使国家失去常态的的良政善治。威权政治缺乏深入的政治动员，损害民主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泰国政治力量在体制层面共识的缺乏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没有体制共识前提的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带来的危害。

程序层面共识的缺失：对选举结果的不满演化为全国范围内无休止的争斗

程序相当于游戏规则。政治程序决定了政治运作的次序、步骤和达到结果的必经阶段。程序共识笔者将之简单界定为“对于游戏规则的无条件遵守”。根据泰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泰国民主政治制度程序层面共识的缺失体现在反对党对经过法定程序进行的选举结果的不满演化为全国范围内无休止的“街头政治”。

2006年2月初，泰国民间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在曼谷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集会，要求经过民选程序的总理他信下台。月底，他信在反对党以及党内部分派系的压力下，宣布解散众议院，定于4月2日提前举行全国大选，赢得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的他信再次当选。“人民民主联盟”不是说接受这一在法定程序内进行的选举的结果，而是依旧进行“街头政治”，并且最终促成了泰国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使他信流亡国外。

2008年1月，当军人集团还政于民时，人民力量党牵头组阁，被称为“他信代言人”的沙马出任泰国总理。2月，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走上街头，以沙马为他信的“傀儡”为由，要求刚刚上任的沙马辞职。5月至8月，“民盟”又一次组织起来，这一次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包围甚至占据了总理府。9月2日，孤立无援的沙马下令在曼谷实施紧急状态。一周之后，宪法法院裁定沙马担任公职期间主持电视烹饪节目“收取报酬”违宪，沙马被迫辞职。他信的妹夫颂猜继任总理之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目标，他们要求他信的“另一个傀儡”也下台。11月25日，反对派更进一步，包围了曼谷两个机场。泰国军方也要求颂猜辞职。同样是孤立无援的颂猜下令在两大机场实施紧急状态。仅仅几天之后的12月2日，宪法法院以1年前的2007年12月大选“舞弊”为由，下令解散人民力量党，并判决包括颂猜在内的多名党内高官5年内禁止参政，反对派再一次成功。民盟在反对他信集团期间占领公共场所、组织街头讨论会和演讲、搞群众性串联和围攻政府机关，是典型的“街头政治”。在泰国国会于2008年12月15日进行的新总理选举中，反对党主席阿披实当选。

泰国民主政治制度程序层面共识的缺失体现在：反对党对经过法定程序进行的选举结果的不满演化为全国范围内无休止的“街头政治”。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缺乏程序层面共识的泰国民主制度对泰国的恶劣影响表现在：尽管在遵循民主规范的前提下，街头政治的方式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并通过对政府的监督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但是，由于街头政治本身具有中立性，并不必然倾向民主，因此一旦街头政治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掌握，成为争夺或分享政治权力的工具，那么街头政治也就不过只是少数利益集团假借伸张“民意”之名，行强奸“民意”之实的手段。而其结果不仅会对民主制度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而且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额外成本。

通过对泰国政治力量在程序层面共识缺乏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没有程序共识前提的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带来的危害。正是由于泰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在共同体层面、体制层面、程序层面都缺乏共识，备受学者推崇的民主制度给没有共识前提的泰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泰国整个社会处于分裂状态，政治缺乏最基本的稳定，经济持续衰退。

实施了民主制度的泰国之所以走到今天，根本的原因在于泰国各个阶层在泰国未来的道路上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共识，泰国各派社会力量和政治集团无法拿出满足各方要求的发展方案。共同体层面上，泰国南部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并且当今泰国社会也出现了巨大分裂。体制层面上，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的矛盾，国王与政府的权力之争，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都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程序层面上，反对党对经过法定程序进行的选举结果的不满演化为全国范围内无休止的“街头政治”。这不得不引起一向推崇民主制度的西方社会的注意，如果民主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推进，可能引起的是这个国家的动荡、社会的混乱、民众的痛苦。

泰国如今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共识，从最微观的程序共识建设，到中观的体制层面共识建设，再到宏观的共同体层面的共识建设，泰国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