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英国脱欧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公投?

作者:吴冠军发布日期:2016-09-12

「吴冠军:英国脱欧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公投?」正文

8月21日“望道讲读会2016上海书展学术论坛之读懂时代”发言整理,经发言人审定《反思民主政治:从英国脱欧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公投说起》

刚刚吴新文老师从共产党的“初心”讲起,讲到今天的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白钢老师,我很喜欢他的很多的文章。他带着我们绕出去看俄国,分析苏联模式的得与失。我绕得再远一点,我绕到英国,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的脱欧对于我们的思考,尤其对民主政治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启示。

实际上,确实从各个意义来说,在今天,民主政治已是一个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很难逃脱的现实。以前曾确实有过不同的政治正当性模式,政治哲学上有古今之争,在古典时代,自然是最正确的,结合中国传统来说,也即天道是最正确的。只要合法性建在天道的基础上就没有问题,天子向天负责。在中世纪,自然改为宗教性的上帝,我们不需要认识自然,我们直接信仰。于是有了神权政治。那时,我们是向上看的。欧洲中世纪,帝王们不在乎乱打仗,也不在乎政府怎么征税,他们只要教廷给予加冕(coronate)。这就是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的来源。

启蒙之后,不断的质疑涌来。原先的自然变成了一个我们开采的、征服的对象。而上帝则变成了我们祛魅的对象。这个转变具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政治的合法性现在只剩下人民,保护其生命,保障其安全。

于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状况下,民主政治不可避免,除非能发展出全新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但问题是,民主作为正当性来源与民主作为治理模式,是完全两码事。下面我会就民主政治下,各个更为细化的实际模式进行分析,并回答如何去思考今天这样的民主问题。

我们从具体的事件的发生说起。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脱欧是两个月前的大事件。此前我们都在不断讨论到底结果会怎样。6月23日出来的数字是51.9%同意脱欧,48.1%不同意。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内,大家都傻眼了,怎么办?

这里我们马上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英国人说,不行了,我们要求再做第二次公投。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民主第一个问题。民主最早的源头,是在古希腊的城邦。雅典这样的比较大的城邦,在今天比我们一个村还要小,大家在马路上就算不很认识,也是脸熟。民主在那样的条件下才生根发芽,因为人相对较少。在今天,不管再小的民主国家,人口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导致的第一点,就会是我这一票无足轻重。我为什么要去投票呢?我投与不投,有多大区别?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今天,我们讨论现代政治时,就碰到了一个问题,I don’t care。面对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我这一票投与不投实在无甚区别,我何必要投呢?并且,如果我是一个对自己的投票选择很认真负责的人,觉得这一票是给予我的郑重权利,我要行使它,那接下来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事,需要思考赞成与不赞成脱欧会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需要要看很多很多文献讨论、专家意见,从而能了解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各个政治分析家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还有各种资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思考,才能自己得出要不要脱欧的结论,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而与此同时,当你做出决定后,又会发觉自己这一票实在无足轻重。这就是现代意义上,当我们不再处于古典小城邦时,民主在今天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政治冷漠。

有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为了预防政治冷漠,强迫每个人必须投票。但问题是,有些澳洲公民移居到了美国、加拿大,人在国外,也得投票。可以想见,那些人在国外生活,并不看国内的电视、报纸,但不投票,就会受到惩罚。你让我投,我又不关心或没时间关心,那出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负责地随便投一票了事。

那么为什么之后竟还会有呼声第二次公投?因为发现投票结果竟是那么接近后,很多人后悔了,原来这次我的这一票还是有作用的。如果进行第二次公投,可以想象结果肯定会不同。很多人一开始根本无所谓,可能有一些想法,但并不愿意花那么多精力衡量这个事。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压力、日常事务,现在每个人每天实际工作都不止八小时,非常辛苦还要专门花时间来思考各家正反意见?不可能。

但脱欧结果出来后,在整个民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两边态度的投票人数那么接近。这会让人觉得,我这一票真的很有作用,毕竟就差那么一点点。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那年也碰到一次,那次到现在还有争议。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这一票并无所谓,我为什么要去投它呢?可以发现,我们今天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太关心,除非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才会想进行第二次公投。当然,第二次公投不会被允许,因为民主是现代性状况中唯一且最终的正当性阀门,一旦启动了民主程序,就会有严肃性。即使投票后大家都不满意,也需要对结果负责。否则,民主就降格成小孩子游戏,可以抵赖、重玩。所以这个结果必须具有严肃性,没有办法。现代政治,没有高于民的存在,刚刚吴新文老师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高于民的存在,我觉得很难有。

第二个问题,还是从英国脱欧开始说,我们看到,数字决定了一切。在民主氛围下,48.1%,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对不起,只有认栽。再多的分析,再多的论点,投票之后,再没有人会来看,因为结果已经出来了,没有人还想要听你的论点。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48.1%人再有想法也没意义。这是民主政治一直以来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困难。人数多不代表更正确、看问题看得更清楚。

关于乌合之众、庸众、千人一面,思想家已经有很多分析了。在同乌合之众相对的另一面,有些人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样一些人,还是担得起精英或者说哲人的称呼。但这些人很苦恼,不管是48.1%也好,别的数字也好,只要少一点点,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努力就完全无效。

我估计在座许多朋友都看过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这是一个科幻电影,其实好的科幻电影都不是关于未来,而就是与今天有关。它讲的是,未来有一个新发展,有三个脑子非常厉害的人,他们预先判断什么地方会有犯罪,政府可以派特工提前阻止它,犯罪消失了。但问题是,尽管大部分情况下,三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有时候却也可能不一致。三人中,有两个人资质低一点,但由于资质高的那个人是少数,当有分歧时其“少数派报告”被系统掩盖。这样就产生出了不少冤案,扮演特工的汤姆•克鲁斯作为执行者产生疑问后,就会追索那被掩盖的“少数派报告”。而民主政治也一样,一旦数字出来之后,少数派报告是没有人看的,数字决定了一切。这也是今天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已有的几种民主形态。既然没有办法逃脱民主形态,那么何种民主更形态,是什么状况?第一个是直接民主。这是古典时期非常重要的民主种子。当时城邦的人完全无法想像上海这样的巨型城市,前面说了,那时大家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但直接民主在当今世界非常少见。首先,成本上不可能。第二,直接民主也曾在雅典导致了很多惨剧与失败,最著名的包括苏格拉底审判与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今天英国的脱欧,便是直接民主。

现在我们主流的民主形态是间接民主或者说代议民主。其实在不少政治学者看来,雅典民主与代议民主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它们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事物。确实,对比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取得很大的成就,以防止随随便便直接投票的乌合之众来成为最终政治决断者。在间接民主中,用投票的方式选精英,而选出来的精英来负责政治事务,后者有很清楚的责任意识――权力背后紧跟着一份accountability。

回观英国的脱欧,我有一个有点严苛的指责:卡梅伦的失责。人民选出保守党,坐在首相位子上的他就应该做决断――他去听取分析、那么多资料他的团队要去看,最后做出决断关于承担所有后果的责任。就像当年的罗斯福对参战与否的决策,参战没有人保证一定就能赢,日本是袭击你了,但原在欧洲的德国并没有,美国同事宣战,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创造了很多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万一输了,罗斯福恐怕就不是英雄总统而是带领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的总统。

卡梅伦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而是一名政客,有各种考量,不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等等,他把自己肩上要挑的这个职责,通过诉诸公投转了出去:代议民主退到了直接民主,结果有了这样的结果。

间接民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尤甚的就是金钱的不断卷入、对民主系统的殖民化。我们选出了代理人,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代理人又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这是很可怕的。选举程序变成民主授权,政治理念被金钱与表演取代。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变成四年一次的全国大秀,比任何真人秀都更豪华、更高成本、更精彩纷呈。

特朗普本来就在电视台做真人秀,非常精于此道、能说会道。而希拉里,同样是个老道的职业政客,在邮件危机中被暴露出亦是面目可憎。然而民众并没有办法,只能被绑架进行二选一,因为这两个人有金钱有政治资本并擅长表演。

从美国脱欧公投到当下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政治在今天,包括其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形态,皆已经触碰到硬礁暗石。作为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是去思考在只能以民主作为其正当性根源的现代性状况下,如何走出民主这内在的双重建制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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