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选民是选票创造的

在有关是要选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的争论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民从哪里来?是从知识精英的启蒙中来?还是从选票的获得中来。

本博的回答是，选民从选票中来。当知识精英一再强调民众的愚昧，一再认定民众需要启蒙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一旦民众获得选票之后，所谓的启蒙就已经完成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民众获得选票，那么选票就会反过来创造选民。这个判断与其说是理论的概念的，不如说是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因为无论是台湾选民，还是埃及选民都已经证明：当民众手里有了选票之后，选票反过来又创造出了与现代文明社会相对应的选民。

有关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本博在发表在博客上的《哈贝马斯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已经批驳过了。本博之所以再次提出公民社会还是选民社会的问题，是针对中国知识精英之于公民社会的热衷。曾经非常困惑过，为何有人要在所谓的人民社会和未来的选民社会之间，硬塞进一个公民社会呢?倘若只是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里打转，那么无论如何弄不明白。然而，当本博突然联想到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再联想到刚刚消褪的唱红歌狂热，猛然醒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事情非常简单，当今的中国民众需要的既不是红歌，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更不是公民社会，而是一张选票，一张使选民真正成为主人而不是被代表的主人的选票。自称有责任感使命感的知识精英，倘若真心要为民众做事的话，那么就应该为民众争取人手一张选票，而不是相反。

然而，精英眼下热衷的却不是为民众争取获得选票的权利，而是打着公民社会的旗号，扮演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的公民代表。换句话说，不是为民众做事，而是以公民社会的名义让民众围着他们打转。这种做法似乎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民众是愚昧的，需要精英启蒙才能成为选民。公民概念经由概念使用者的发挥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标高：对比过去的人民概念显得更加优越，对比愚民则颇有拯救众生的救世感觉。一个本来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由此获得了政治游戏的实质性内容，从而使一些精英乐此不疲。

这种政治游戏的名称，叫做意识形态营造。唱红歌是意识形态营造，鼓吹公民社会同样也是意识形态营造。这种营造与民众选票的有无毫无关系，只对营造者自己有益有利。这种营造在把公民社会捧到高耸入云之际，将民众需要选票的历史走向，悄悄地转换成，请民众走向公民社会。怎么走?在知识精英的带领下走。就像唱红歌最后要唱出的其实是一个政治领袖，铺天盖地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社会宣传最终造就的是一批新的救世主，公民领袖。

知识精英高唱公民社会的结果，无疑是民众再次被忽悠。知识精英启蒙民众、教导民众为实现公民社会而奋斗，民众为精英所驱、奋勇实现公民社会。倘若奋斗成功，精英当家作主、坐江山。倘若奋斗失败，精英转身躲进大使馆，听任民众为精英流血牺牲挡子弹。二十多年前的一幕会再度重演。

这是何其相似。当年提出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那个新权威主义远比公民社会更为沸沸扬扬、更为大张旗鼓、更为声势浩大。结果如何呢?一旦老权威主义发作施暴，新权威主义立马偃旗息鼓作鸟兽散。他们既没有挺身挽救国家命运，也不曾站到被忽悠的普通学生和老百姓前面与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共患难。真正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个新权威主义其兴也盛，其亡也速。而整个新权威主义话语，既没有承担过历史责任，也没有忏悔过给民众带来的死难苦痛。

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面对公民社会的沸沸扬扬，不得不出声提醒：中国民众要的是一张选票，而不是一个高耸入云的话语气球：公民社会。

因为事情很简单，有了选票，才不会被他人随便代表;成为选民，才会结束被愚弄的历史。民众愚昧的根源，不在于不识字没有文化，而在于手中没有选票!选票是根除愚昧最有效的良药，选票是杜绝权势者随意代表民众的惟一途径;选票具有天然的扫盲机制，选票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明化力量。一言以蔽之，选票，只有选票，才能创造选民!

选民，是选票创造的。选票创造了生机勃勃的台湾民众，选票创造了激情洋溢的埃及民众。台湾的每一次选举，都是不言而喻的扫盲和启蒙。选票不仅使埃及民众学会了选举，而且还让他们明白了绝对不能接受政教合一的政权。选票使选民具有了自我扫盲和自我启蒙的自觉。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向他们扮演精神牧师，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向他们扮演救世主。更不用说，当今网络时代史无前例的、盛况空前的知识爆炸和文化普及，使得选民可以极其迅速地摆脱知识精英眼里的种种愚昧。

网络时代，使知识不再成为一种专利，不再成为一种特权，因此知识精英从书本上收获的概念，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成为覆盖全体民众的理想话语。哈贝马斯不会再有马大胡子那样的幸运。倘若有人自称为民谋利，那么只消问一声，是为民众争取一张选票、还是把他们引向公民社会，便知真假虚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漠视诸多志士仁人的诸多努力。他们作出的牺牲，相信民众不会忘记。需要指出的是，将来那个选举日真的来临之际，所有的参选对象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候选人。因为选民选举并不以知识的多少、思想的深浅或者个人牺牲的大小为转移，而是以参选人有无做事的赤忱成事的能力为标准。曾经作过贡献的众多志士仁人届时无疑会享受荣誉，就像美国的二战老兵一样，但并没有理由以此作为自己参选的政治资本。在美国的传统里，没有中国式的打天下意识。功勋再卓著的将军，都不会产生坐江山的古怪念头。而事实上，战争英雄也罢民主斗士也罢，并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执政领袖。二战期间涌现那么多的美国将领，也就艾森豪威尔竞选了总统。而事实证明，成为总统的艾克并不比指挥战争的艾克更精彩。同样，作为一个异见者，哈维尔无疑是极其出色的;但作为一位总统，哈维尔却政绩平平。因此，不得不提醒为了未来选民社会而努力的诸多志士仁人，千万不要抱有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朽观念。

至于区区本人的位置，早已声明：拒绝启蒙或者被启蒙。只做义工，自愿承担西绪弗斯式的文化苦役。仅此而已。与众共勉。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写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