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王侃：劳动关系的儒家视角

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国家劳动关系的构建与运行，政治、经济、市场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传统范畴内。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元素，一直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关系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忽视了儒家，没有深入考察儒家对于中国劳动关系运行的影响。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劳动关系格局迅速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等待我们来解决。此时，我们必须回溯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变迁的动因及趋势。

为此，《中国工人》特约评论员王侃博士于2015年3月25日对儒家权威学者姚中秋教授做了专访，请他从儒家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与劳动关系的运行。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现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担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教授长期从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和论文，是中国目前研究市场经济和儒家思想的权威。

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而成，并经秋风先生审阅。

儒家是因“变”而生的价值体系

王侃：现在，很多人在讲新儒家。请问，新儒家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新儒家和传统儒家相比，有什么特征？

秋风：按照我的看法，儒家没有“新”和“传统”之分，我们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正处于新的环境。环境变了，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来阐发新的环境，揭示环境变化的特征。但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不可能突然成为其他人，我们仍在道上。中国人在这条道路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集大成，过去了两千多年，我们都在孔子的道上。儒家有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没有新儒家的。

现在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时代变了，传统变了，儒家会泯灭。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儒家本身不守旧，而重视变，“苟日新”、“日日新”。但儒家又说，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从根本上看，儒家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的礼乐制度承继自夏，周的礼乐制度承继自殷，但都有调整、创新，以便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与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儒家有连续性，会承接前代的经典，同时，儒家也有创新性和发展性，会根据新的情势不断修正传统，去除传统中不适合的东西，从而引领变化，塑造变化，这就是“易”。儒家之“易”，不守旧，又不激进。

王侃：很多人认为，儒家是在要求我们回到过去。请问，回归传统，是否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秋风：打个比方，我们面前有一个杯子，里面盛了半杯水，另一半空着。有人看到了半杯水，就说，这杯子有半杯水；有人则说，这个杯子半杯是空的。今天，我们争论传统和发展的关系，就好像是在争论杯子里到底有没有水。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传统和发展总是相互交融的，我们不可能把两者分离开来。

当今社会处在不断变化、高速演进的进程中，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会。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通常强调“变”。但是，我们要把握住“变”的规律，从“变”之中发现“不变”。其实，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作为社会中的人是不变的。我们作为人的情感、理性是不变的，我们自身就是这个“变”的社会中的“不变”。

儒家关心的就是这个常在的人，阐明人之为人的常道。这个常道能帮助立定自身，把握变化，从而掌握变化的规律。把握了“常道”，才能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形成并保持良好秩序。儒家强调秩序建设，从汉儒、宋儒到近代的儒者康有为，都是主张建立良好的秩序，这就要通过“制”，也就是制度。秩序要由制度来构建，而制度构建要反映“常道”，秩序才有可能稳定。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会不断改变，但是，“道”没有变，社会治理的核心――“为人之道”没有变。关于儒家产生的背景，很多人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说，儒家产生于农业文明。其实，儒家不是发端于农业社会，儒家诞生于“周秦之交”，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井田制”到“郡县制”的大变化。儒家是为了回应这个大变化而诞生的，是为了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环境中重建良好秩序。

很多人说，儒家植根于农耕社会和农耕文化。错了。从生产方式上看，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根据《论语・先进篇》中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到秦汉的农业和工商业，从中可以推算出来，在这个时期，工商业的产值恐怕要占到该时期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中国古代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Angus Maddison和Mark Elvin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都表明，诸如宋代这样的中国古代王朝，往往具有坚实的工商业基础，市场繁荣，并且具有很强的国际化取向。

随着“井田制”在春秋末期的崩溃，中国便产生了私有产权、资源流动，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欧洲的封建制是到15世纪才结束的。更不要说宋、明，都属于工商业社会，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商帮，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活跃的。商帮兴起的背后是工业，以及工业产品的交换体系。商帮的繁荣，不仅带动国内经济繁荣，还成为联系东、西方的纽带，把中国的工业产品输送到阿拉伯市场和欧洲市场。很早以前，中国就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发动机。在明清时期，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大量制成品出口到西方和东南亚国家。

对繁荣的市场体系的维护，儒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中国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的基础都是儒家的价值，企业是靠儒家的价值才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儒家价值渗透于企业之中，在企业家和员工群体中培育出君子意识，才有效降低了解决企业内部委托-代理的难题，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同时，儒家价值也降低了劳动关系风险。儒家认为，利益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互敬互爱之情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基于儒家的价值，一个纷繁复杂却具备高度诚信体系的企业组织网络得以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稳定、发达和远距离的交换体系。

儒家之所以能够兼具传统和创新，在于儒家始终以人为中心，把握了“常道”。“常道”是针对“人”而言的，人是它的载体。“常道”讨论的是个体的人之间如何形成良好的秩序。《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修身，做好自己，自然会改进与他人的关系。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生命有了永恒的意义。儒家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中道”。这就把握住了传统和发展的核心。

大转型时代儒家最后登场

王侃：按照您的说法，孔子的“变”，就是转型。转型的轴心，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具体来说，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中道”。那么，该如何衡量“中道”？如何外化“中道”？

秋风：儒家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之中。“中道”是一个基本范式，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中道”与“道”不同，后者是规律性的东西，前者是一套方法论。

面对变革，人们会有三种回应的态度：第一种是守旧，拒绝变革。这种态度没什么市场，守旧不会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此外有两种态度，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了。一种是法家的观点。法家主张，要变就彻底变，翻天覆地，破除传统，打散原有的社会基础。法家只看到了“变”，认为我们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引导“变”。在中国最近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是法家，强调“大破大立”。结果，原有的社会基础被打破后，新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建立，反而造成了持续的动荡，社会处于不断的“变”之中，人们没有归属感，社会发展也缺乏持久动力。

第三种态度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是最早感知变化的思想家，早在法家之前，他就认识到了变化及其本质。孔子从“变”中看到了“不变”，把握住了平衡。孔子是如何做的？他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孔子回头看三代――夏、商、周，分析了其发展轨迹，力图回答几个问题：三代是什么？三代的变化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孔子力图由此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

按孔子的观点，易中有不易，要变，又要把握不变的常道，依托传统而又追求革新。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孔子的观点，即便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也多不喜欢这个观点。人们总是看到“变”，“变”经常掩蔽人们的视野与思维，让人走到极端。然而，走到极端之后，路就走不通了，这时候，就又“变”了。

“秦二世而亡”，就是这个道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了回应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整套强权式政策，使用什伍连坐等一系列社会统治手段，削弱了社会原有的信任体系和关系网络，从而建构出以国家需求为中心的、高效的资源动员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力超强，体现了国家主义原则。君主控制官僚体制，再通过官僚体制来确保个人财富由国家支配，个人的身体被国家随意支配。秦的崛起是国家能力的表现，国家主义帮助秦国赢得了激烈的跨国斗争，并最终打下天下。

但是，在没有敌人之后，秦朝自己就死了。古人说，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历了秦末汉初的动荡，到汉武帝时期，就有了儒家的登场。儒家能够登场，是汉朝统治者和中国社会共同寻求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之前的国家主义统治，其统治成本极高，国家和民众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国家主义模式最终无法维持。秦否定了个人财富的合法性，否定了“人之为人”的爱，到了汉武帝时期，则回归“常道”，即鼓励社会自治。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常道”的外化形式，就是社会自治。大多数时候，社会自治是在宗族制度的基础上运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汉以来的宗族社会，是儒家自觉构建的。三代有宗族，但商鞅变法，要求男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则税负增加一倍，这就破坏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又要求五户为伍，相互连坐，这就破坏了邻里、社区的团结。秦的做法，阻断了传统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结构。所以，汉初是没有什么宗族的。直到汉武帝尊儒以后，形成士族，宗族才逐渐恢复。宗族制度重建，这是儒生自觉努力的结果。由此，也就有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制度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