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保江：决定大国兴起的五种动力

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由世界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规律决定的。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资源禀赋与人口、开放与学习等既是决定世界经济发展快慢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大国兴衰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要变量。本文试分析决定大国兴起的五种动力。

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是决定大国兴起的根本动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人类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中，通过分析500年来世界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指出，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资源禀赋与人口是决定大国兴起的基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第16版）中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增长都要依托“四个车轮”，即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资本积累（Capital formation）和技术（Technology）。因此，一个国家拥有人口、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禀赋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与此同时，“一国应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此种要素密集型产品，增加本国优势和福利”（赫克歇和俄林）。当然，资源禀赋状况只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良好的经济制度。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是决定大国兴起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1929―1933年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以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外，在绝大多数时期，美国经济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究其原因，最基本的动力就来自于科技创新。美国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技进步和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革而日益明显。实际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与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前进的内生因素；那么，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则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

开放与学习是决定大国兴起的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自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有多丰富，也不可能靠“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和固步自封而实现强大。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并善于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以及制度文明，是实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决定大国兴起的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世界上看，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不可能形成国家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国力衰败。 “诉诸传统”何以败坏学术传统

翟振明 彭晓芸

摘要：“诉诸传统”是今日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的出版物中常见的推理谬误，不少学者还经常以这种误入歧途的无效论证来为其宏大叙事或政治诉求装点门面进行学术的包装。一般的方法问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推理谬误问题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因为这是直截了当的错误。不从这种谬误中走出来，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学术将不可能形成真正有积累效应的传统。为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杜绝像“诉诸传统”这样的谬误。

关键词：诉诸传统 谬误 命题 论证

一、使学术论证失效的典型谬误之一：诉诸传统

传统文化给了我们许多养分，给了我们身份认同的参照，“与传统决裂”的荒诞闹剧已成为历史。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挖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于一般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如果不涉及义理判断问题，只涉及私人领域的生活品味习惯的取舍，在这些方面对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内容提供更多样化的选项，无疑是值得提倡的。比如说，一个当代中国人到底是喜欢京剧还是昆剧抑或是西方的歌剧、或者是欣赏水墨画还是油画，都是个人的偏好或情感归属问题，不会涉及任何谬误。

学术活动也是靠传统来积累的，但在这里，与传统的其他要素不同的是，这种积累，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决定了这样一条规律：如果在学术活动中被“诉诸传统”等各种谬误侵袭，学术就会走上一条自我败坏的歧途。在更坏的情况下，这种败坏还有可能祸及学术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术论著以命题为基本单位[1]，从事学术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对命题的真确或错误做出判断，并且对做出此类判断的根据给出充分的论证，从而给人们推荐具有坚实理性基础的信念，亦即知识。何谓知识？大致地，知识就是以坚实论据为支撑的正确信念。对于一个命题的陈述，若有任何一个在理智上成熟并诚实的人判断该陈述为“真确”，他就必然将其纳入自己的信念体系之中；相反，他若判断其为“错误”，就必然将其排除在自己的信念体系之外。这里，在什么才算最有效的论证的问题上尚存争议，特别是涉及到价值判断的理性根据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进路。但是，在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中，关于存在哪些常见的推理谬误的问题，学者们却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正如笔者多年前已经指出的那样[2]，在西方，人们对这种种谬误以拉丁文来将它们进行标准化的命名。这些谬误有两大类，一类完全是形式逻辑上的错误，另一类是非形式逻辑上的谬误。其中，“人身攻击”（Argumentum ad hominum）、“诉诸权威”（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等比较为人所熟知，而像“诉诸后果”（Argumentumad consequantium）、“诉诸传统”（Argumentumad antiquitatem）等，则不但常常被忽略，还经常堂而皇之被当作对重大问题进行回答时的主要论证手段。关于“诉诸后果”的谬误在中国学界的流行，笔者已撰文评述[3]。而对于“诉诸传统”谬误在中国学界的泛滥及其危害，还未见到有系统的论述。

何谓“诉诸传统”，为何这是一种谬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实然判断上的“诉诸传统”，另一种是价值判断上的“诉诸传统”。

关于实然（包括模态的）判断，请看如下一个假想的对话。

甲：“美国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科学家说他们穿越者所在的星球上的一个小时等于地球上的七年，这在现实中有可能是真的吗？”

乙：“《圣经》上我们的先知早就有过相似的说法，当然有可能是真的啦。”

甲：“为何《圣经》上的说法都是可信的？”

乙：“你我都是基督徒，你不信圣经还算是基督徒吗？”

甲：“……”

这里，我们知道，不管《圣经》是否真有类似的说法，也不管圣经里边包含了多少真理，对话中的“乙”的这种言说方式，没有任何论证的效力。如果有谁把这种言说当作学术论证的一种，就是犯了“诉诸传统”的谬误。

让我们再看一例如下的关于价值判断的假想对话。

甲：“女人应当裹小脚。”

乙：“你是说，女人裹小脚比不裹小脚好？拒绝裹小脚的女人都该被人们唾弃？”

甲：“那当然，这在中国已经形成传统了啊，你总不能抛弃传统价值观吧？”

乙：“某种价值观是否值得接受，取决于它是否属于自己的传统吗？”

甲：“当然啦，你是中国人，你就不能否认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在这个假想的对话里，我们不难看出，“甲”的辩护是无效的，因为他靠“诉诸传统”来为某种陋习叫好，是蛮不讲理的。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诉诸传统”的谬误，比较容易鉴别。但是，当学界之人以貌似渊博的方式引经据典并在他们的宏大叙事中用隐秘的方式以“诉诸传统”来代替或排斥有效的学术论证时，一般读者就难以识别了。更有甚者，因为这种倾向契合了一部分人的怀旧复古情结，还能引起相当强的情感放大效应，使人们失去对事物的正常判断能力。

那么，什么样的论证才是有效的论证呢？或者，学术中有效论证的最小预设是什么呢？

二、学术论证的有效性和普适性

随着学科的日益细分和学术机构的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在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学术论证“有效性”和“普适性”的问题，往往被限定为各个学科内部使用何种分析工具的方法论讨论，而不同学科之间应当共同遵循怎样的论证逻辑的问题，则被视为无需再讨论的预设――成为预设的命运往往是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搁置和抛弃。于是，我们考察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甚至同一学科之内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材料的同行之间也越来越自说自话，不仅跨学科对话难以开展，就是同一学科的“西方 vs 东方”、“传统 vs 现代”的言说，也陷入对话困局当中。最终，仅存的对话企图也被演绎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优越论”、“传统经典论”、“现代虚无论”等等互贴标签的阵地游戏，越来越脱离学术研究的本来诉求。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一系列抢夺话语权的论战此起彼伏，其中最具规模的一波，正在以“弘扬传统、复兴古典”的名义日益败坏在中国刚有起色的学术传统。

基于对上述状况的观察，本文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学术研究和表述的内在逻辑，摒除那些非学术的立场和目标，防止其干扰学术活动的独立性。我们必须阐明使学术论证得以成立的内在规律，对“有效的”学术论证的基本特征进行一次重申，并指出一些遭到忽视却能被证明为无效的假冒的学术论证方式的基本形态及其要害所在。

那么，何谓“有效的”学术论证？最早和最卓有成效的关于论证推理有效性的探索是在逻辑学中发展出来的。作为逻辑学的开创者和一切学问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列出了在所有学术探讨活动中可能存在的十三种典型的推理谬误。后来，随着逻辑学科的发展，被指出并加以论证和标准化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推理谬误多达一百多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有过系统的讨论，但是，他对专门以运用价值理性对价值判断做出裁决为任务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的论证方式问题，却甚少涉及。在韦伯那里，社会科学的应有的价值中立，并不等同于认定学术可以彻底弃除一切前提预设。他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4]中这样说：“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学术‘没有预设的前提’。果真如此吗？这要取决于如何理解这种说法。在任何学术研究中，逻辑法则和方法的有效性，是指引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向性的一般基础，这都是有前提的。只不过这些前提，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是学问中最不成问题的方面。”[5]这就是说，任何学术都不可能完全无预设，只是，有些预设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康德哲学中的先验演绎，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寻找到人类经验和思维不可或缺的预设，亦即“最不成问题的”预设。